张海
[摘要]《邓小平年谱》记录了大量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发展问题的资料，展现了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美外交思想，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外交工作的需要，丰富和发展了对美外交思想。邓小平从战略高度考量，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积极推动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共赢；同时他坚持立场与原则，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在中美外交困难时期顶住压力，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策略，在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关键词 ]邓小平；《邓小平年谱》；中美关系；对美外交；台湾问题[中图分类号 ] A849 [文献标识码 ] A
自1972 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邓小平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作者注）记录了大量的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及中美发展问题的谈话、批语等，这些谈话、批语展现了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的内涵，认真研究《年谱》中的对美外交思想，对于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指导我国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继承与发展：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对美政策
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矛盾不断加剧，中苏关系恶化。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使中国外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曾在多种场合反复谈到：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这就是努力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1975 年8 月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指出：“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就谈到中美两国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二十三年的隔绝中，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两国人民总是希望友好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77 页。） 1980年他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指出：“中国方面，从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下决心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现在，我们总的对外政策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制定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18 页。）
1972 年， 中美双方在上海签定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邓小平复出后在处理对美外交政策问题上，始终坚持上海公报的既定路线和方向，多次强调中美关系要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发展。1974年9 月5 日，他在会见以参议员詹姆斯·富布赖特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中国对美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是可以得到发展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46 页。） 1975 年4 月1 日，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及随行人员时他又指出：“只要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逐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愿望就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1页。）
邓小平在处理对美外交政策上，从国家利益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他清楚地认识到，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尤其是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双方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两国之间也存在共同点，总体上是合作大于冲突，利益大于分歧；因此他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灵活运用到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1974年 7月 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及夫人时指出：“我们之间不会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但确实在某些国际重大问题上可以找到一致点。”（《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 2032页。）1978年 6月 22日，他在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罗斯托时指出：“在国际政治的广大领域里，我们同美国有许多共同点，从各自角度可以做很多工作。”（《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29页。）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外交工作的需要，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美外交思想，使我国对美外交政策具有前后一致的连贯性。
二、着眼战略高度：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邓小平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从《年谱》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曾多次表示，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并不影响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1976年 1月 2日在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时指出：“不管中美两国政治观点如何，我们总希望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使这种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地保持下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140页。）邓小平多次强调，对待中美关系决不能像玩牌那样换来换去，而要从战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
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虽有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进一步发展外交关系的步子始终迈不开，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进展缓慢，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从政治高度、战略高度来考虑中美关系，下决心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7年 9月 27日他在会见乔治·布什时指出：“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的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207—208页。）1978年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关键性一年，美国总统卡特派人向中国发出了愿意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号。5月 21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对方谈到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中美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13页。）7月 9日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希望卡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态度，步伐走得快一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38页。）11月 29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团时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了。……这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只要两国领导人站在更高的立场上，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43页。）
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1978年 12月 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 1979年 1月 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关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邓小平在同卡特的第一次会谈中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76页。）1979年 1月 28日，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年谱》详细记录了邓小平在访美期间的主要行程和活动，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友谊”“友好合作”是他频繁使用的词汇，2月 5日他为纽约出版的《美洲华侨日报》题词：“愿你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努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5页。）表达了他对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愿望。
三、合作共赢：开展各领域合作，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既要坚持自力更生，又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为此他积极倡导和推动同拥有先进技术的美国开展各方面的合作。正如他在 1979年 4月会见美国众议院议员团时所指出的：“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原则是自力更生。任何国家的建设总应该以自己为主，同时也接受外国的先进技术，包括接受它们提供的资金。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做许多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我们愿意得到你们的帮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507页。）邓小平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存在着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
从《年谱》中记录的邓小平出访美国和会见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他把对美外交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联系。他在接受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律博士学位致辞中指出：“进一步发展我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谊，向美国人民学习……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0页。）邓小平深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把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托，为此他强调要以一种谦虚的态度学习一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和有利的东西。1979年访美期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评论员的采访时指出，这次访问美国的使命之一就是了解美国“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1页。）在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爱德华·卡尔森和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桑顿·威尔逊谈话时指出：“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5页。）在参观亚特兰大地区时指出：“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3页。）在访问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时指出：“我们来这里同朋友们会面，学习你们的先进技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4页。）
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合作，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加快自身的建设步伐。美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要为自己寻找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市场，而中国恰恰能为美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因此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74页。）1979年访问美国期间，通过切身的观察体验使邓小平更加坚信：“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有广阔发展前途。”（《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77页。）“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的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4页。）
在推动中美各个领域合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尤为重视科技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他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在科学和教育方面遭受巨大损失，在人才培养上耽误了一代人。因此，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缺乏知识，技术力量不够，“科学和教育，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47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同美国客人的谈话都是围绕着科技和人才这个主题。在科学技术方面，邓小平一方面承认，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在科学发展上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他认为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因此，他主张对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认为“‘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236页。）他同时强调，要“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不这样干才真正叫爬行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228页。）在人才培养方面，邓小平采取“派出去”和“请进来”的方法，利用美籍华人科学家的便利条件与优势，积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持。1977年 10月 8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夫妇时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创造条件，从各方面着手。一是请在国外的一些科学家回来工作，再就是派人出去，有的是短期考察，有的是学习几年，把经验带回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218页。）1978年 7月 10日在会见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指出：“你们提出近期内接受五百人，我们提出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用你们现成的条件，为我们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不干呢。我们还要请更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学者来帮助我们，请你们帮助改造一些企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40页。）
为了推动中美各个领域的合作，邓小平还及时解答美国各界人士所担心的问题，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979年 2月 27日他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时指出，中美合作的一些项目可以用产品补偿形式，不会发生偿付能力的问题；对于一些没有偿付能力的项目，双方可以发展其他贸易关系来解决。（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90页。）针对美国担忧中国政策的连续性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持续性，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81页。）1986年 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的谈话中，在回答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问题时，再次明确表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依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73—174页。）
四、坚持立场和原则：妥善处理对美外交中涉及中国内政和主权的重大原则问题
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时，总是从国际形势的大局出发，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但是，他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的言行则坚持立场和原则。
在中美关系中，始终有一个回避不了的、敏感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对此，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样，有着清醒的认识。1973年 10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都在谈论正常化，实际上关键是台湾问题，这主要看美国的态度和决心如何。讲正常化，不解决台湾问题怎么行？我们两国关系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才发展的，还有些问题未谈拢也是因为这个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 1985页。）1974年 12月 12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夫人时更是直接指出，中美关系“步子迈得不大，主要原因是台湾问题。……如果美国方面认为现在还需要台湾，我们可以等待”。（《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 2072—2073页。）
由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性，对于处理台湾问题这一事关中国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始终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197页。）“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在属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是没有谈判余地的。”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254页。）正如他在 1977年 8月 24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时所指出的：“是美国欠了中国的账，而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账。明确了这一点，问题就好解决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189页。）正是在坚持这一原则立场下，在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解决台湾问题的谈判中，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台湾问题的三个条件——撤军、废约、断交。在中美建交的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谈到台湾问题时，几乎每次都强调这三个条件。如1974年 12月 12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夫人时指出：“我们说，两国关系正常化要采取‘日本方式’，就 是美国对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如果实现了这三条，就可实现正常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 2072页。）1975年6月2日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具体地说，就是美国从台湾撤军，同台湾废约、断交。……‘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52页。）1978年 5月 21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又一次重申：“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14页。）
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对此，1979年 4月 1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严正指出，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美国的这种行为干扰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严厉奉劝美国，“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507—508页。）邓小平曾明确地对美方表明，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人民的感情问题，人民的意志不能也不容违背，他说：“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328页。）
1989年 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犯中国主权的又一体现。中美关系也随之跌入低谷，陷入自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积极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反对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和行径，努力改善中美关系。
一方面，他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准则，严厉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同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谈话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邓小平严正地表达了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的坚定立场；同时他还亮明中国的态度，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不怕制裁、不怕孤立。7月 2日他在会见美国特使前，同李鹏等谈话时表示：“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84页。）9月在会见日本伊东正义代表团谈到制裁问题时指出：“老实说，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国也还是存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 1290页。） 10月在会见泰国总理时又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 1293页。）
另一方面，在强调维护国家利益，表明中国决不会以接受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求得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决心的前提下，邓小平也积极努力推动改善中美关系。他多次会见美国政要人士，指明美国在中美关系恶化中应负完全责任，希望美国主动采取积极行动。1989年 7月，他对访华的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版，第 175页。）10月，他在同尼克松的谈话中表达了希望中美两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的愿望，同时明确指出中国是受害方，结束过去，应该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32页。）11月，在同基辛格的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希望结束最近发生的事，从而中美关系得以恢复正常”（﹝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 419页。），并提出了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一揽子建议。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往来的书信中同样表达了这一愿望：“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 1299页。）12月，在同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 1304页。）中国在这一外交处境十分困难的时期终于顶住了外部压力，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并使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
邓小平在涉及国家内政和主权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面对美国的挑衅和干涉，坚决与其斗争，绝不让步，体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勇气和决心。
在处理中美关系上，邓小平既坚持原则立场不动摇，同时又在解决问题中采取灵活的策略，既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积极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努力方向。认真阅读《邓小平年谱》，重温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对于系统理解邓小平理论，梳理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全面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指导当前中美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张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生，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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