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闻”忆英魂【2】

民盟湖北省委副主委王耀辉：闻一多在湖北完成《楚辞校补》编写

湖北浠水县是闻一多的诞生地，而云南可以看做是他的第二故乡。闻一多生命中最华彩的时段，工作、战斗在这块土地上，他思想的升华以及他为中华民族复兴梦所做的最后的努力在这里完成。在这里，他完成了《楚辞校补》等著作的编写，完成了他作为学者的巅峰成就。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最开始在蒙自分校的“何妨一下楼先生”转变为民主斗士。和李公朴一样，闻一多在云南的事迹，为云南现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闻一多的诞生地湖北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70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民主同盟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了我们民族的新生和崛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70年前那个溅满血痕的日子，李公朴殉难前拼尽最后一口气呼出的：“我为民主而死”的掷地铿锵！在李公朴公祭大会上，面对死亡威胁，闻一多怀一腔凛然正气发表的最后的演讲！两位先贤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以他们的不屈不挠和鲜血生命在中国现代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一页，也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记录下最光辉的篇章。

李公朴、闻一多两位都是民盟早期领导人，各自担任着民盟领导职务。他们从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的学者，成为民盟组织的领导者，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他们选择了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也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迅速作出正确的选择。许多人因他们英勇献身的事迹认识和了解了民盟，在他们精神的感召下加入了民盟，并成为中国进步、民主的社会力量。他们是民盟的骄傲！他们的精神形成了民盟的凝聚力，成为民盟精神和传统的宝贵财富，是民盟的“灵魂”，是民族的“脊梁”。

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海波：李公朴办《申报》影响数以万计青年

李闻血案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迫害民盟的历史铁案，这个案永远也翻不了。如今，只要一提李闻血案，就会有人出来讲它和蒋介石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我们翻一翻《唐纵日记》，白纸黑字，就和蒋介石脱不了关系。

1946年2月6日，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决定“对民盟为共党作鹰犬应以膺征（惩）”。是年6月5日，蒋介石又公然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那个国民党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就是从老上司陈诚那里听到了“总裁指示”，于是萌发了杀害李闻、邀功请赏的念头。

回想当年，和平、民主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时代最强音。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民盟与中共通力合作，使会议通过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决议。正当举国欢庆政协成功之时，国民党方面开始了破坏行动，从血洗较场口，到捣毁《民主报》，从绑架杀害盟员王任、李敷仁，到重伤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一时间，事件频发，血案不断。在人民需要呐喊的时刻，李公朴、闻一多挺身而出，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成为那个时代的旗手和正义的化身，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人民的敬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为什么李公朴、闻一多的牺牲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这与李闻的社会影响和学术造诣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李公朴是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闻一多是蜚声中外的学界翘楚。早在上世纪20年代，闻一多便以《死水》闻名诗坛。上世纪30年代，他埋头研究《诗经》《楚辞》，让同行感叹：“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李公朴以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流动图书馆而闻名，他影响数以万计的青年，让他们走上了救亡之路。

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李朝林：李公朴在重庆宣讲抗战

重庆是民盟的发祥地。1938年至1946年，李公朴曾多次到重庆，留下了他的忙碌身影和铿锵足音。

在北碚，李公朴宣讲抗战意义，凝聚人心，唤起民众。

在拜访卢子英时，李公朴说：“要是能唤起民众，我就算鞠躬尽瘁，也值呀！”

在上清寺特园，李公朴作为民盟云南省支部代表，出席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执委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会上，他坚持进步立场，反对“不偏不倚、站在两党之外”的立场。

在民生路韦家院坝16号，李公朴出席中国人民救国会改组会议，当选为中执委和中常委。他在政治报告中真诚期望国家永久和平，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在长安寺，李公朴参加了昆明一二·一烈士公祭大会，并写下挽联：“要独裁残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结果；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不久一定会成功”。

在七星岗江苏同乡会，李公朴参与组织冼星海追悼会，在致词中呼吁：“要把冼星海先生的‘枪口对外’的歌声唱到全中国、全世界去。”他还把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改名为《民主军歌》，提出要“创造民主中国，永做自由人。”

在沧白堂，李公朴主持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维护会场秩序。在较场口，他担任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总指挥。遭特务殴打受伤后，他对来探望的人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

在和平路管家巷28号，李公朴和陶行知一起创办社会大学，推进民主教育，提出“自觉、自治、自训”的教导方针。

闻一多也是民盟临时全国代表，但他未能参会。虽然如此，他还是当选为中执委，足见他当时的影响已不囿于昆明一地。

两位先生的殉难，深刻影响了民盟的政治路线。民盟两位中委接连被暗杀，是抗战后国民党公开迫害民盟的开端，民盟在其后拒绝参加非法国大、摒弃中间路线、乃至武装反蒋，与之不无关系。继李、闻之后，又有近百名盟员在其后的反独裁斗争中英勇献身。为了纪念他们，民盟将闻一多殉难的7月15日定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殉难先烈纪念日”，并多次集中开展纪念活动。

不仅如此，“李闻血案”后，一大批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抛弃了幻想。闻黎明先生因此认为，闻一多先生之死，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盟中央研究室理论处处长王玮：李、闻为中国民主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正因为坚守了心中的理想与信念，面对反动派的屠刀，李公朴、闻一多才能视死如归，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他们投笔作矛，与反动势力做殊死斗争。

李公朴经常讲，“要参加斗争工作，必须要有准备死的精神，否则，就不能坚持下去。”“我一定要为民主和平，为老百姓的事业干到底，干到死。”

1946年2月的“较场口事件”中，李公朴被特务打得头破血流，那时，他就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自己的准备，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从来坚信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血肉斗争。其实一谈到革命，是没有不流血的。我流的血不过几百CC，只是血海中的几滴而已，这算得了什么呢？为了民主的胜利，为了中国前途，只要能够团结起更多的人来，死又何足惜！”

1946年7月初，好友告诉他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应离开昆明，出去躲一躲，李公朴起身说道：“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

7月15日，闻一多明知特务们已经布置好了，仍毅然出席了李公朴追悼大会。会前，他没准备发言，但面对特务们的无理取闹和嚣张气焰，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3个小时后，闻一多也为中国民主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