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闻”忆英魂

1946年7月11日，曾多次表示“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44岁。

4天后，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慷慨陈词“争取和平是要代价的，我们决不怕牺牲”的闻一多先生，血洒昆明翠湖之滨，年仅47岁。

2016年7月5日，民盟中央和民盟云南省委在昆明联合举办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70周年大会。会上，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后人和后学纷纷发言，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鲜史料，让我们对这一事件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

李公朴女儿张国男回忆：父亲李公朴遇害前后

1945年春季，国民党特务头子刘健群突然来到昆明，特地“拜访”父亲李公朴，说是“蒋委员长”派他来的，“关心”父亲在昆明不安全，希望父亲到重庆，可以在教育界委以“重任”，否则他回去不好交代。我父亲坚决予以拒绝，刘某无奈地悻悻而去。

12月1日，特务暴徒数十人持手榴弹、尖刀袭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炸死刺死四名青年教师和学生，伤者数十人，造成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伯伯始终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和国民党当局进行顽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我父亲作为民盟云南省支部代表之一，已赴重庆参加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又与陶行知一起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20多个团体和广大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会议刚开始，一群特务暴徒抢占了主席台并大打出手。我父亲是大会总指挥，受了重伤。

5月间，因国民党当局不予批准，社会大学第二期被迫停办，我父亲带伤回到昆明。昆明的特务们大字报造谣诬蔑，说李公朴携巨款回昆明密谋暴动，说闻一多组织暗杀团等等。

那段日子里，我父亲书店对面多了一个修鞋匠，整天贼眉鼠眼地监视书店；一个装疯卖傻的女特务经常出现在书店门口和闻伯伯的宿舍门外，胡言乱语指名咒骂；一次，两个彪形大汉突然闯进书店，声称听说李先生招兵买马，特来投效。昆明城已成特务的天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朋友们多次劝说我父亲，尽量少出去活动免遭不测。我父亲回答说：“我们参加民主斗争，就必须要有牺牲的准备。”

他为悼念王若飞等四·八烈士写了首诗，题目为《你们的死，叫我格外不怕死》。他曾对我母亲说：“我的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7月11日晚，我母亲陪父亲为朋友托办的事跨出了家门，9时许在回家的小路上，背后一直跟踪的特务向我父亲开了枪，他应声倒地。

果然，我父亲的两只脚再也没有跨回来。

李公朴女儿张国男回忆：闻一多遇害前后

1946年7月12日，清晨5点20分，我父亲李公朴吐出最后一口血，停止呼吸，与世长辞。半个小时以后，最早赶来医院的是闻一多和楚图南伯伯。他们已热泪盈眶，竭力抑制着内心的悲痛，走到我父亲的床边，闻伯伯连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转过身来安慰我母亲，我母亲劝他们说：“外面风声很紧，你们还出来，千万要当心啊!”闻伯伯坚定地说：“公朴为民主牺牲，我们还活着，我们不出来，何以对死者?”“为了民主死有什么可怕!”听来，闻伯伯对于死早已置之于度外了。

第二天，母亲接到从延安发来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唁电，读给我们听：“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我母亲在极度悲痛的时候，受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使她以及我们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安慰。

那几天，几乎每夜都有人从书店的门缝里塞进信来，都是匿名信：有的是对凶手的愤恨，有的是对我父亲的吊唁和对我们的慰问，还有的附上5元10元作为经济上的支援。我们看了都很感动，处在那种险恶环境里，是党和群众给了我们勇气和信心，使我们化悲痛为力量。

1946年7月15日上午，我父亲的殉难经过报告会就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朋友们劝闻伯伯不要去参加，这些日子里已经传出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上有闻伯伯的名字，闻伯伯仍坚持这个会不能不去。最后以出席而不讲话为条件，达成协议。我母亲发着烧，在我们陪同下到了会场。我母亲首先报告我父亲李公朴殉难经过，讲到最后已泣不成声。特务们乘机起哄，扰乱会场。

闻伯伯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挺身而起，即席发表了正气凛然、气壮山河的演讲。他说：“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出来!”“我们随时准备着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闻伯伯的讲话博得全场阵阵掌声，把在场的特务们也给镇住了，报告会得以圆满结束。这就是闻伯伯《最后的一次讲演》。

下午，闻伯伯和楚伯伯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闻立鹤来接闻伯伯回西仓坡宿舍，刚到家门口，潜伏的特务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射击，闻伯伯头部中弹牺牲。

闻一多孙子闻黎明：李、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李公朴、闻一多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李公朴先生17岁做学徒时，就参加了抵制日货活动。1925年，在抗议五卅惨案群众运动中，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坚定站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上，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日阵线，反对一切内战，是全国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抗战爆发后，李公朴亲临山西抗战前线，并奔赴延安，组建抗战建国教学团，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西北、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李公朴来到昆明，在这里，他创办了宣传抗战、坚持进步的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参与了中国民主同盟第一个地方组织———民盟昆明支部的筹建，是昆明民主运动的主要旗手之一。

闻一多也是一位炙热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求学时期就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在五四运动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赴美留学后，他的忧国忧民激情再次迸发，写下《七子之歌》等一批至今传颂的爱国主义诗篇。回国后，闻一多致力于中国学术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抗战爆发后，他随校南迁，来到春城，始终从事各种抗战建国工作。

李公朴和闻一多生活在两个不同环境里，他们对人生道路虽然各有不同选择，但他们都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都认识到只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道路。这一共同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在各自领域和各自岗位上，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李公朴一到昆明，就联络社会人士，扩大统一战线，开展各类社会教育，从而很快赢得了云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闻一多也在对现实的思考中，决心走出象牙塔，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成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斗争的中国民主同盟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