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来外国学者笔下的红军长征

继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苏区采访之后，斯诺的妻子海伦（右一）于1937年5月至9月在延安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访问，采访了毛泽东等64位红军将领和指战员。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是20世纪的伟大传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首部全面报道红军长征的著作，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斯诺预言：“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80年来，国际上涌现出了许多斯诺的后继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以外国人的独特视角记述了他们对红军长征的看法。此外，许多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也浓墨重彩地描写长征。相关作者虽然立场有所不同，对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态度也各有差异，但都对长征作出高度评价。

■勃沙特：“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所著的《神灵之手》，出版时间比《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它的作者更是为数不多的亲身经历长征的外国人之一。因此有专家指出，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献，勃氏则是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勃沙特在书中描述了他随红军行军的见闻，表达了他对红军和长征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尽管前进的征途十分艰辛，经常还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勃沙特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斯诺：向全世界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相，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攻势

为向全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真相，1936年6月，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历经艰辛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在陕北苏区，斯诺对上至革命领袖与红军将领，下到普通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通过实地采访，斯诺发现，国民党有关苏区和红军的宣传和报道，是在对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完全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1937年10月，他在英国出版了根据自己在红军苏区的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详尽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坚定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形象，使国民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对共产党歪曲、丑化的谣言攻势顷刻瓦解，给生活在白区和敌占区的中国同胞以及法西斯阴影笼罩下的人们带来了信心、希望和力量。

■王安娜、冈本隆三等：充分肯定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迹

德国友人王安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于1936年2月来到了中国，此后，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她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故乡。1937年3月初，王安娜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理解，还同红军将士、普通百姓进行了广泛接触，详细了解有关红军长征历程、长征始末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问题。1964年，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王安娜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写道：“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据此，她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巨人中国醒了，它正震撼着世界！”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

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出版《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他表示：“闻名于世的长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的成功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迹。”美国军事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还将红军长征与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1万希腊人从波斯撤退到黑海作比较，认为这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红军行程6000英里，而希腊人行程仅2000英里；红军征战一年，希腊人只有4个月；红军在数量上十倍于希腊人。因此，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比色诺芬撤退“不知要大多少倍”。美国作家威廉·莫尔伍德同样强调，希腊远征波斯的大撤退，较之长征，规模如此之小，所遭受的牺牲和成就的英雄业绩如此平常，“简直不能相提并论”。斯诺甚至认为，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前2世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假日远行。

■霍华德、代内什等：长征成为“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英国学者罗杰·霍华德在《毛泽东与中国人民》一书中写道：“军队也开始在农民中间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村都开始走上红军的道路”。在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眼里，伟大的长征成为“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在征途中向千百万人播撒新思想的种子”。斯诺感慨，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史沫特莱、斯诺等：热情赞颂长征精神，称长征精神是“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量、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

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听到了有关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前往陕北苏区，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她于3月抵达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将士的欢迎。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并开始进行大量的采访，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她在书中专门为“长征”单辟了一章，不仅细致地描绘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英雄气概，而且还细致地描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情况。史沫特莱还饱含热情地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斯诺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量、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威尔逊、格里菲斯等：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威尔逊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撰写过多本有关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的著作。对于长征，他不满足于以新闻记者的角度来描述和反映长征，而更力图以学者的态度来从事这项研究。威尔逊试图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读，在书中利用总结章节来强化关于长征是“生存的史诗”的主题，称“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说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塞缪尔·格里菲斯也说：“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其实就是指红军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

■威尔逊、埃德蒙兹等：高度评价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贡献，“毛泽东对长征的领导闪耀着政治天才”

长征为什么能胜利？外国学者普遍认为是与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指挥分不开的。迪克·威尔逊指出，在长征中，“毛泽东取得了原由俄国控制的党中央的领导权，抛弃了错误的方针和战术”，“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历史的发展规律，因而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仅仅施加一点点但是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形势即迅猛向前发展”。他还感叹：“一个人能够如此像施魔法一般地左右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样的事例在二十世纪并不多”。埃德蒙兹更在《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一书中写道：“长征是毛泽东的长征。毛泽东在长征期间为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活力而作出的努力是卓越不凡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说，长征胜利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毛泽东的魄力和巧妙用兵”，而且，“毛泽东对长征的领导闪耀着政治天才”。

■哈里森、莫尔伍德等：深入发掘长征在中共党史上的转折意义，“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

长征不仅是红军的一次战略转移，而且是中共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重大转折。美国学者哈里森指出：“作为中共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象征和日后取得胜利的预兆，长征成了中共党史上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分水岭。”威廉·莫尔伍德也说：“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迪克·威尔逊还具体分析：“长征的艰苦，锻炼出了人们的纪律性和献身精神，身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遂能将共产主义运动变成前进的动力，十四年以后就取得了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赶下大海。这样，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

■索尔兹伯里：“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并将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72年向周恩来请求，批准自己来华重走长征路，并采访健在的长征干部，把这部历史写出来。1983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了索尔兹伯里的请求，他“长征路上写长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1985年，他撰写并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称赞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 “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这本书汇集了不少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运用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写作形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将领作了别开生面的描绘与评述，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此外，他还把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冈本隆三、迈斯纳等：全面阐述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认为长征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成功

冈本隆三认为：“中国革命经过了长征的严峻考验，造就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威廉·莫尔伍德也说：“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进而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长征是具有巨大政治意义和心理影响的一件大事。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实现其抗日誓言，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以达到爱国和革命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长征的心理影响也是无形的。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件事像红军长征及长征中的传奇事迹那样，能给予人们以极为重要的希望和信心，同时，长征的幸存者意识到那么多战友已经牺牲而自己还留在人世，这就使他们所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并产生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成功。

■本杰明·杨：深化对长征的理论研究，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

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深化了对长征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该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利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二是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减少了过去著作中常见的描述性语言。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

■结语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反映和评价长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长征史毕竟是中国工农红军自己的历史，国外学者在研究上难免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往往不能完全占有相关的原始资料，有的甚至只能依赖口述材料，容易背离历史事实。此外，持不同政见和价值观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红军长征、研究中国共产党史时，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的烙印，因此在这些著作中不时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甚至歪曲历史的描述，但毕竟他们向国外的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世界上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