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名将周骏鸣的军旅传奇

赵东云

2016年10月31日07: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骏鸣是新四军著名将领，曾参加北伐战争、宁都起义、半塔保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曾先后任红五军团团长，河南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长，二师参谋长，新二师师长，华东军区第二书记等职，在周骏鸣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中，多次临危受命而终建功勋，多次面临险境却化险为夷，多次遭遇挫折却坦然面对，他的百年人生历经坎坷，军旅生涯壮如诗篇。

“义马星”的从军路

1902年2月，周骏鸣诞生于河南省确山县石滚河乡焦老庄村一户农家。7岁时周骏鸣被家人送入私塾，但他对整日诵读“之乎者也”之类的呆板教学不感兴趣，喜欢与同学们比力气、摔跤，由于身体素质优于别人，总是屡屡获胜。17岁那年，周骏鸣跟母亲进确山县城，在火车站，他看到了威风凛凛的铁路警察，很是羡慕，心想：要是能当警察该多好哇！后来，周骏鸣多次离家出走，不想读书，家里人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都以为他犯了“义马星”。依照那时的迷信说法：犯了“义马星”，就不能在家里，只得在外面四处乱跑。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托人找关系，让他到上海当兵。

在军阀部队里，那些军官和士兵尽干些吹牛拍马、欺压百姓的事，周骏鸣看不惯。他悄然离开上海，辗转回到河南，投到冯玉祥麾下的国民革命军，在二十六路军里当了营长。

周骏鸣原以为这支部队优于其他军队，多少能干些救国护民的事，没想到二十六路军很快被调往江西“剿匪”。蒋介石下令向苏区大举进攻，在江西苏区，反动军队抢劫财物、焚毁村舍、屠杀人民，苏区人民则坚决实行坚壁清野，许多地方都空无一人。看到这凄凉情景，周骏鸣感到“干不下去了”，苦闷、彷徨、煎熬中，他称病休假，不问部队的事。

恰在此时，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赵博生、董振堂率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史称“宁都兵暴”，周骏鸣响应起义。二十六路军不久即编为红五军团，周骏鸣被提为团长。

当起义部队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进入红军控制的村镇时，苏区人民夹道欢迎；部队住下后，群众送来猪肉、饭菜；帮助护理伤病员；晚上还开欢迎会，气氛非常亲切热烈；被中央军委派到红五军团的刘伯坚给起义部队讲话，称赞二十六路军的起义盛举；红军总司令朱德还多次来看望起义官兵，与大家促膝谈心。这一切，都是周骏鸣在旧军队从未遇到过的，他感觉自己“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

然而，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起义人员被另眼相看，一些人被“肃反”，一些人被遣送。尚在患病中的周骏鸣也被遣返回家。经朱德批准，给了他们每人60元回家路费。临别前，朱德深情地说：“中国只有干革命，旁无出路。” 周骏鸣问朱德回家怎么干革命，朱德告诉他：“打土豪分田地嘛。”1937年，周骏鸣到延安又见到朱德，才知道自己被遣返的实情。朱德说：当时教条主义者说，列宁说过“白军军官不能用”，朱德、刘伯承与他们争论，说中国军官同资本主义的军官不同，很多是穷苦农民出身，“但他们不听我们的意见，现在证明你不是参加革命了吗？”

历尽艰辛打游击

1932年初，周骏鸣回到确山家乡。此时的家乡已属白区，到哪儿找党组织呢？他寻找一年多都没有结果。一天下午，憋不住的周骏鸣缴了几个山寨上的枪，组织了几十个人搞农民暴动，但刚搞起来就被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派兵镇压了。

1933年7月，通过一个护兵的关系，周骏鸣在驻马店北约1.5公里的王楼找到了时任中共确山县委书记的王国华，王国华分派他到汝南水屯任区委书记。工作一段时间后，周骏鸣接任确山县委书记。1934年四五月间，周骏鸣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不久，被派往鄂豫边界游击根据地，任中共鄂豫边工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同年夏，因豫南中心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河南省委受到严重威胁，其人员陆续撤离，大多去苏联学习。1934年底，同中央联系的交通员兰德修被捕，周骏鸣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回忆这段历史时他说：“同党失去了联系，就如同失去了灵魂。”

1935年3月，周骏鸣在漯河被捕，押到开封，与兰德修同监关押。关押期间，敌人派一叛徒来诱降周骏鸣，声称他们组织了一个假省委，准备欺骗群众，破坏党组织，要周骏鸣参加。周骏鸣听后大吃一惊。为揭穿叛徒组织“假省委”（后称“红旗党”）的阴谋，避免更多同志被诱捕，周骏鸣同兰德修商议后，写了“悔过书”。出狱后，周骏鸣设法找到了从中央汇报工作后赶回的鄂豫边省委领导王国华、张星江，向他们汇报了河南省委遭破坏、敌人组织假省委及自己被捕、出狱经过等情况，由于消息及时，王国华、张星江等采取果断措施，断绝了同河南假省委的一切联系，从而避免了鄂豫边区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

张星江、王国华、周骏鸣等及时召开会议，会议根据张星江带回的“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策应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的中央指示，决定把豫鄂边区的党同河南省的党合并为豫鄂边省委，张星江担任省委书记，周骏鸣任省委军事部部长。周骏鸣在会议上提出：本人不参加鄂豫边区原有的组织，以免遭受破坏时说不清楚；由他单独选一个地区，开辟新的工作。会议批准了这一建议。

随后，周骏鸣选择了信阳、确山、桐柏、泌阳4县交界的铁幕山一带为游击活动区域。经2个多月努力，建立了3个党支部和一个区委。1936年1月4日，在王老庄西北的小石岭组建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当时只有7人，王国富任游击队长，周骏鸣任指导员。

1936年2月，游击队到确山县老乐山一带活动，不料遭到遂平县保安队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王国富不幸牺牲。不久，在另一次遭袭中，省委书记张星江牺牲，周骏鸣大腿受伤，继任的游击队长陈香斋腿也跑坏了。在敌人的“追剿”下，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周骏鸣带了两三个游击队员在确山县境活动。

1936年8月（一说9月），王国华被推选为鄂豫边区省委书记。陈香斋腿好后仍回游击队任队长，周骏鸣仍任指导员。他们把分散行动的游击队员集合起来，到1936年底队伍发展到100余人，游击区也扩大了。

自1934底开始，鄂豫边与中央就彻底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指示，游击队只得在山沟里转，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和政策。1937年初，鄂豫边与北方局的联络通了，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从北方局传来指示，要求鄂豫边游击队停止活动，搞统一战线，改编为地方民团。鄂豫边省委领导感到疑惑，于是派周骏鸣去延安，寻找党中央了解中央政策。4月底周骏鸣抵达延安，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苏区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学习、开会期间，周骏鸣又见到了朱德。周骏鸣问朱德：“中央大红军谈判成功了，我们小游击队怎么办呢？国民党也不同我们谈判，还要消灭我们。”朱德告诉他：“你的力量太小，国民党看不起你，怎么会跟你谈判呢？回去猛烈地发展力量，发展到它无法消灭你的时候，它就会同你谈判了。”

周骏鸣从延安回到鄂豫边时，游击队只剩下40余人。原来，在周骏鸣离开后，由于北方局不切实际的指示，对游击队产生了极大影响，省委在传达北方局指示后，准备解散游击队，让队员们回家做秘密工作。周骏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再迟回来一个月，游击队就可能解散了。”

东进抗日屡建功

在游击队面临极大困难时，周骏鸣根据中央指示，着力发展武装。恰在此时，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两次派来部队支援，帮助打了几个土围子，鄂豫边区的困难随之大大缓解，游击队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后来部队又收编了地方上一些武装，发展到1200余人。

由于游击队迅猛扩大，1937年冬改称为豫南抗日独立团，1938年1月，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

1938年3月8日，八团经过整训后，在邢集举行誓师大会。周骏鸣在大会上庄重誓言：“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子孙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肃清，誓不罢休……”随即，八团在周骏鸣率领下东进，奔赴抗日疆场。

当时，八团装备极差，许多战士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些还穿着草鞋；枪支奇缺，更别提机关枪了，不少战士手拿肩扛的是大刀、长矛；子弹十分有限，子弹带里塞了不少用秸秆做的假子弹，用以迷惑敌人。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将士们士气高昂，口中高唱《大刀进行曲》勇敢向前。

在霍山与七团、九团会师后不久，八团继续东进皖中、皖东。首战大小关，以后又经历了夏阁战斗、东山口战斗，部队得到了很大锻炼，也积累了对敌作战经验。在巢县夏阁战斗中，八团一连连长褚学忠、小战士赵银多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周骏鸣为失去战友而伤心不已，蒙着被子痛哭一场。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7月，江北新四军以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兼八团团长，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四支队、第五支队迅速沿津浦铁路两侧展开。根据地初创时期，百业维艰，供给极为困难，战士们经常连饭都吃不上。这年12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皖东定远县藕塘，接连召开3次重要会议，刘少奇首先批评了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怎么不知道要枪杆子呀？抗战要有一个家嘛！帮助人家做苦力（指帮助国民党桂系巩固大别山），吃力不讨好，最后把你们赶出来。”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

1939年底，周骏鸣和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正在津浦路西江北指挥部联系工作，吃住与刘少奇都在一块。一天，刘少奇从外面匆匆回来，对周骏鸣和方毅说：“赶快回去，准备反‘摩擦’，非摩不可，坚决地用反‘摩擦’对付‘摩擦’，不这样就没有根据地。”话虽简短，但显得非常有决心。周骏鸣立即骑上骡子赶回路东，不久，路西的摩擦战斗就打响了。

路西摩擦的硝烟尚未消散，路东摩擦又开始了，这就是半塔保卫战。半塔集因山上的半截古塔而得名，其位于皖东来安、天长、嘉山、盱眙、六合5县结合部，临近津浦铁路，又距南京不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10个团1万余兵力，向路东根据地猛扑过来，企图一举夺下半塔集。

形势异常危急，当时，新四军第五支队在罗炳辉、张云逸率领下驰援路西，驻守半塔的只有教导队、游击队和特务连，大约1000兵力，其中还有不少是没有拿过枪的学生兵和女兵。1940年3月21日拂晓，半塔保卫战打响。由于师出无名，兵无斗志，所以敌人推进到半塔集东门外的一个坟地时，就卧倒朝半塔集乱开枪，这等于是向驻守的新四军打了个“报告”。周骏鸣后来回忆说：若是敌人不“报告”，而是直接快速冲进半塔街上，可能半塔集真要失守了。事先没有得到确切情报的五支队留守部队，立即占领阵地组织反击。韩德勤的部队渐渐对半塔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又占领了半塔集后侧的制高点西山，并且由西山向半塔集发起冲锋。在司令部中指挥作战的周骏鸣，用望远镜看到此情此景，心中焦虑万分，他甚至一度想到“半塔集可能守不住了”。司令部当时有一支不足100人的特务连、一个重机枪排、一个骑兵班，政治部有一个30人的新兵排，周骏鸣命令重机枪排守卫司令部，其他部队由侦察科长娄学政率领夺回西山。行动前，周骏鸣下了一道死命令：哪个敢不前进就枪毙！他自己也随部队一道行动。一阵猛冲后，敌人被打得四处奔逃，西山终于收复。

但是，敌人仍将半塔集包围着，兵力又比守卫部队多十几倍，半塔能守得住吗？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和五支队领导人郭述申、赵启民、方毅、张劲夫等开会讨论，大家围着桌子上的地图，研究一番后，有人提出：先打开一路，突破缺口后冲出去。在一旁沉思良久的周骏鸣则提出：目前只宜固守，并向大家阐述了不能突围的道理。邓子恢同意了周骏鸣的意见，并向路西的刘少奇、张云逸拍发请求增援的电报。

在邓子恢、周骏鸣等领导下，半塔集守卫部队坚持8昼夜，为主力部队回援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我军击溃敌军，歼敌30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半塔保卫战，彻底粉碎了顽军企图东西夹击、消灭江北新四军的阴谋，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陈毅对此战曾高度评价，他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周骏鸣在半塔保卫战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面临凶险却化夷

周骏鸣作为红军游击队、新四军、解放军的领导者，带兵打仗，冲锋陷阵，自然不在话下，在长达30余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多次面临生死大劫，却屡屡逢凶化吉，有凭借运气，但更多的是凭借勇气、胆魄和智慧。除了上文所述半塔保卫战之外，这里再撷取几个片段。

1936年2月，周骏鸣和张星江、王国富率领游击队在确山县老乐山一带活动。一次，游击队住在老乐山东边的杜庄，周骏鸣睡在庄外的一个牛棚里。清晨，突然听到北面狗叫的厉害，周骏鸣和另一位同志就出去看看有没有情况。刚走近杜庄，就见给游击队放哨的康春慌慌张张地擦身跑过，一边跑一边喊：军队来了！就在此时，敌保安团的队长已冲到周骏鸣身前。周骏鸣大吃一惊，迅疾举起驳壳枪连发几枪，击毙了敌保安队长。可是，跟随保安队长的敌人发现了周骏鸣，一起向他开枪。更糟糕的是，周骏鸣的驳壳枪卡了壳，无法还击，只得不顾危险往西山上冲，幸而脱险。而在杜村住宿的游击队，除了听到枪声出门查看情况的张星江外，其余全部牺牲或被俘，游击队力量损失殆尽。

仅仅一个多月后，周骏鸣又一次面临生死考验。那一天，周骏鸣、张星江、陈香斋和游击队同志们正在一个陌生村庄吃午饭，突遭一个营敌人的袭击。战斗打响后，附近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都来围攻，很快游击队就陷入了四面包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打到天黑，游击队已靠近大山，但面前是敌人一个连的死死堵截。游击队长陈香斋高声喊道：“同志们往山上冲啊！死要死到一块，不能让他们捉活了。”哨声一吹，游击队拼命冲锋，终于冲出一个豁口上了山。突围时，游击队员在前面冲，周骏鸣、张星江等5人在后掩护。不料冲上山的游击队员子弹打完了，无法掩护后续人员。敌人再次扑过来，两个敌人奔至周骏鸣身前，危险万分。周骏鸣连开几枪，却没有击中，但吓得那两个家伙趴在地上。此时，省委书记张星江不幸中弹牺牲，同志们想抢回张星江遗体，但大批敌人冲了过来，周骏鸣和同志们只得含泪撤离上山。

1943年3月，时任新四军二师参谋长的周骏鸣，带着二师抽调的营以上干部40多人组成的干部队，奔赴延安学习，路上走了整整10个月。

干部队是从淮南路东二师师部出发的，队伍中除了二师干部，还有七八个女同志。由于经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是非常危险，他们一般都是天黑才行动。到达鲁南一一五师师部后，周骏鸣等人得知，就在不久前，新四军三师抽调去延安学习的干部队，在来鲁南的海路上遭遇日军，双方发生激战，三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多人壮烈牺牲。从鲁南到延安的路更艰难，周骏鸣等人时走时停。一天夜晚，两个向导引导干部队穿过敌占区，谁知，两个人对路途并不熟悉，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争执不定。要是到天亮后还找不到隐蔽地点，那就会被敌人发现。最后，这两个向导请求当地党组织帮助，才在光秃秃的山间石屋里找到了隐蔽地。还有一次，干部队找到了山东的铁道游击队，在铁路旁的几个村庄里住下了。那一带是游击根据地，当地政府属于两面政权，伪军、保长都是“白皮红心”，但日军频繁下乡清查、“扫荡”。那一夜，日军又下乡清查，周围几个村子都查到了，却没有清查周骏鸣所住的村庄，算是万幸。沿途类似险情真是不胜枚举。

1947年春，周骏鸣担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莱芜战役胜利后，周骏鸣在山东大矿地参加参谋长会议。开完会后，大家想到附近的一个村镇周村去参观。周骏鸣和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元寿等人一道乘车前往。陈士榘在前一辆吉普车，周骏鸣与张元寿乘后一辆吉普。上车时，张元寿要周骏鸣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周骏鸣执意要坐后排，结果张元寿坐上了那个位置。当吉普车快到周村时，突遇敌机来袭。陈士榘的吉普车首先被打着了火，但由于撤离及时，他并未受伤。透过车窗玻璃，周骏鸣看到敌机向自己俯冲过来，赶紧跳下车隐蔽。下车后，他发现自己腿上粘上了鲜血，也不知道谁受伤了。后来才知道，张元寿前胸中弹不幸牺牲，他的一名助手与周骏鸣同坐后排，也牺牲了。周骏鸣又躲过一次生死大劫。看着牺牲的亲密战友，周骏鸣感到极度悲痛。

胸襟坦荡天地阔

周骏鸣的生命延续到102岁，是名副其实的百岁老人。周骏鸣之所以能够长寿，与他的人品、性格有关，与他酷爱运动、一生勤劳有关。

周骏鸣为人正直，胸襟坦荡，性格豁达，临事坦然，喜爱打猎、骑车、溜冰、打网球。94岁那年，周骏鸣在北京带着家人去八一湖溜冰，年岁大了难以站立滑，他就坐着冰车滑，由于眼睛有些看不清远处，他不小心滑到冰水里，后来在游客和家人的救护下，才得以安全上岸。可回来后的第三天，他又嚷嚷着还要去溜冰！

道法自然，人随天性，或许，正是因为豁达开朗、自信勇毅、勤奋上进的禀赋和性格，才支撑周骏鸣跨越一个个沟沟坎坎，攀越一座座山岭险峰，达到生命的新高度、新境界。

推荐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列解读

之一：习总书记讲话强调理想信念为新长征树立精神航标

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