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与马林的精诚合作【2】

一同参加中共西湖特别会议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上报告中国之行，详细地叙说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况，明确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同意马林的主张，下达专门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国民党，到国民党内部工作。并授予马林委任书，即担任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派驻中国南方代表。这时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接替斐克斯的工作，与北京政府谈判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同时与孙中山继续会谈，寻求建立较牢固的关系。越飞选中马林作为助手一起来华，使得马林来华的身份很特殊，成为国共两党与苏俄代表越飞三者之间起纽带作用的重要人物。张太雷作为马林的翻译兼助手的作用也非同以往。

中共二大后的8月初，张太雷在上海第二次见到马林，之后立即投入工作，在有关会议上翻译马林的意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等人听取后觉得事关重大，决定邀请李大钊南下，共商国共合作事宜。

1922年8月25日，马林和张太雷与孙中山见面了。经过“祸生肘腋”的孙中山看上去有些疲惫，他很高兴地接过马林转交的越飞信件。马林介绍了自己第二次来华的使命，劝告孙中山，不要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去收复广州，要开展群众工作，使上海成为对全国工农进行广泛宣传的中心。这时孙中山并未完全放弃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实施北伐的军事行动，但是他已改变策略，对于马林来访和劝告看作是一种友善的行为，况且他很想得到苏俄援助，因此与马林的会谈达成某种默契，同意促进国共合作。

离开孙中山住处后，马林和张太雷商谈下一步工作计划，由马林向陈独秀等人建议，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8月底，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西湖召开。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蔡和森与马林在会上争论激烈。马林坚持认为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党内联合”，这是落实国共合作的第一个步骤，并依据共产国际指示，详细地说明了这个主张。张太雷把话翻译过去，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立即表示不同意，认为国民党并非什么多阶级联盟，而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在一起，将会丧失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对于国民党吸收党员以打手模、宣誓服从表示对孙中山忠诚的方式，陈独秀等人更加难以接受。

马林示意大家停止发言，大声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针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马林的主张的不同看法，只有张太雷等极少数人理解马林的思路和主张，站在共产国际的宏观角度上审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张太雷明白这语气中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气，谨慎地选择词句翻译过来，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不由把目光集中在陈独秀身上，张太雷很担心陈独秀的火爆脾气会随时发作。“……好吧，听从共产国际指示，有意见可以保留。”陈独秀板着脸，流露出无奈、不满的神情，他原来想坚持独立性，现在被复杂的情绪所替代，其中包括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否则中国共产党难以进一步开展工作。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开了几天，李大钊等认为，先由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实现中共二大既定的政策，是避免与马林、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由此开始，将难以实现的国共“党外联合”的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联合”政策。

马林、张太雷等人明白这仅仅是开始，必须抓紧时间“趁热打铁”，立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商量下一步具体工作，拟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等人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9月，孙中山邀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讨论改进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张太雷等作为特邀“跨党”代表参加会议，引来一片惊奇、猜疑的眼光，但这毕竟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奏。两天后，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9个成员之一。为此，陈独秀与马林、张太雷协商起草一个改组国民党的草案，其中宣传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后来被送到孙中山手中。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湖会议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高君宇等人负责，办刊费用则由陈独秀与马林、张太雷商量后，让马林负责解决。

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团中央张太雷等人随之前往，并时常召开会议处理各种问题。张太雷改任《先驱》主编，但经费等问题还需要马林支持。

12月，马林告别张太雷，再次赴莫斯科汇报工作。酝酿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计划总算有点眉目，张太雷参加了其中主要过程，亲眼目睹了国共两党要人的思路和立场，接触到的问题极其错综复杂，当然还有许多矛盾隐藏在背后。

配合马林劝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2月，马林第三次来华，临行前经布哈林介绍会见了斯大林，接受斯大林指示，还与苏联外交部门负责人加拉罕商谈外交工作。这样，马林肩负着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两方面的使命，根据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筹备中共三大，促进国共合作，同时推动孙中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

踌躇满志的马林曾与陈独秀商量，起草一份国民党改组计划。“计划”分为9个部分，21人组成新的国民党执委会，规定组织部、宣传部、出版社等职责及其机构组成、分布地，还设想各部门的人选问题，组织部部长张继或廖仲恺，联络部部长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出版部部长蔡和森，通讯部部长张太雷。这份改组计划显然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但也透露了马林的心态，一方面他倾向于国民党，另一方面却要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重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显然他还是看重共产党人的实干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由此推动国民党改组，担负起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

张太雷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名字被列入马林设计的草案，被委以机要重任，只是觉得在北京与马林重逢很高兴，并继续担任他的翻译兼助手。马林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去沈阳与张作霖商谈，处理中东铁路的棘手问题，了解孙中山联张（作霖）的北伐军事计划。这直接牵涉到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对华策略，也是马林将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的重要筹码。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彻底打破了苏联与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联吴策略的美好幻想，于是联孙策略显得更为重要，以此推动国共“党内合作”。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陈独秀等人已遭到通缉，北京的险恶环境迫使中共中央机关迁移至南方。马林、陈独秀等人先南下赴粤，张太雷受命留沪，与邓中夏等人处理党团事务，随后，张太雷动身赴广州，继续配合马林工作，并筹备三大。

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后，准备全力以赴消灭陈炯明的残部，希望尽快得到苏联的援助。5月1日，越飞打电报给孙中山，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还准备提供800支日本步枪以及机关枪、装甲车等，再三希望孙中山对此援助严守秘密，并制定马林作为代理人，前来谈判。马林试图通过廖仲恺说服孙中山，放弃攻打陈炯明，把精力投入国共合作方面，但碰了软钉子，其他国民党要人见到马林总是提到筹款。马林只好与廖仲恺去石龙前线，当面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哪里听得进去，出于礼节，婉转地拒绝，认为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广东问题之后，再着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马林失望地离开石龙，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给孙中山援助。

6月中旬，北京政府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曹锟逼下台，曹锟窥视总统宝座，引起全国一片哗然。一些议员致函孙中山，请他北上，复总统职。马林探知孙中山有北上之意，再次与廖仲恺前去会见孙中山，劝说孙中山利用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立即转变方向，加快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并尽快赴莫斯科。孙中山认为抓住北京政府领导权并不重要，应该先解决陈炯明，估计两个月后可去莫斯科和柏林，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德国的科学技术，实现共同建设新中国的计划为时不远了。

对于马林再次会见孙中山的结果，张太雷好像有种预感，可能还是要碰壁。按照事先商量的结果，他撰写了《国民党目前之两种责任》一文。文章迫切希望国民党代表民众说话，领导民众争夺领导权，而不应当被人民遗弃在后面跟着走，从而失掉自己的领导地位。这显然是马林等人与张太雷事先商定的。

孙中山没有食言，6月29日，发表对外宣言，指责北京政治状况的混乱，但是没有张太雷等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种“激进”态度。马林期盼的国民党改组的实质性措施还是他的接任者鲍罗廷来华后实施的。

协助马林召开中共三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是广州东山春园，楼房下面两层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居住，马林住在三楼，张太雷和瞿秋白作为他的助手同住一层。

马林带来一部英文打字机，紧张地在打字机上起草中共三大宣言。张太雷将此翻译成中文，瞿秋白协助修改，定稿后再翻译成俄文。他俩又把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

1923年6月12日早上，张太雷和瞿秋白穿着西装，与马林同去会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等40人先后落座。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引起激烈争论。

张国焘等人受到维经斯基的影响，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由它来领导革命”，并且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这种主张遭到马林、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他们以共产国际有关决议为依据，强调民主革命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不能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汇合一切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也流露出一种错误倾向，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即“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在会议上分别发表看法，张太雷的发言最为激烈，以共产国际精神为依据，坚决主张国共合作。瞿秋白则一口气谈了16条意见，认为“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他的发言具有鲜明的辩证发展思维，为张太雷等人发言作了重要补充。张太雷把话翻译过去，马林点头称是，露出满意的神色。会议期间，马林精力旺盛，深夜里还在英文打字机前整理一天会议的记录，张太雷和瞿秋白同样熬夜翻译和整理，还分别承担起起草和修改大会有关决议的任务。

中共三大期间，马林经常就具体问题询问张太雷和瞿秋白：“请告诉我，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即1923年1月《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的观点？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并将与其他地方东方国家加以对比？”瞿秋白想了想说：“不用这个办法，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最后，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有关决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委会，陈独秀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完成了马林预期的任务，张太雷、瞿秋白作为马林的助手兼翻译做出重要贡献，他俩的才华进一步得到马林的赏识。事前的6月初，马林发给苏联政府驻北京（代理）全权代表达夫谦一封电报，高度评价张太雷，认为他很能干、可靠、完全信任他，并让他参与罗斯塔社（后为塔斯社）驻广州的机密工作，“开始让他回复电文”，且给予丰厚月薪，每月200元，交通和资料费50元，但是遭到达夫谦的拒绝。

马林原来想担任苏联派驻广州的领事或越飞的助手，但是他作为非俄国人不可能担任这样的外交职务，莫斯科只想给他一个罗斯塔社驻广州代表的职务。马林权衡利弊，加之其他原因，最后决定结束自己在中国的使命。临行前，他整理了所有机要文件，委托张太雷随身携带送去北京。

马林三次来华，与国共两党要人经常打交道，相互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特别是对于张太雷。张太雷作为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当马林在中国执行共产国际任务遇到阻力，不被中共党内同志理解时，他总能在工作中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与马林携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如果马林不离去，继续在华工作，很可能改变张太雷后半生的政治命运。不过正是有了马林，张太雷才得以参加马林与孙中山等国民党要人的大部分会谈，见证了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期工作。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发现自己已失去过去所有的权力，只是共产国际机构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他流露出很想再次返华工作的念头。几个月后，张太雷随蒋介石代表团访莫斯科。他曾试图帮助马林返回中国，但是未能成功。

来源：《世纪风采》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