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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与马林的精诚合作

雷语林

2017年12月28日08:2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马林,荷兰人,早年在荷兰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11年,被推选为荷兰工会联合会主席。1913年,被指派到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运动。1920年7月,他作为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共产党团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马林的工作才能和在荷属东印度领导殖民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得到了列宁的赏识和器重,被列宁派往中国。他先后三次来华,每次来华都与他的翻译兼助手张太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张太雷的帮助下,马林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对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们的精诚合作也给予张太雷各种历史契机,使之参与或见证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成为张太雷在早期中共党史上的独特的革命经历。

被选为做马林的翻译兼助手

张太雷第一次见到马林是1921年8月。那时,他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向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局汇报了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等情况,拟整顿、建设、发展青年团。在这之前,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中共中央局需要有一个特殊联络员,直接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打交道,充当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可以及时传递双方的有关信息特别是处理敏感、重大问题的意见,便于采取下一步的策略。于是,刚回国的张太雷便被选中担任马林的翻译兼助手。

中共中央局选张太雷作马林的翻译兼助手是基于张太雷的革命经历以及他的才华而做出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里,张太雷是较早接触和翻译苏俄革命文件的革命者,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经受斗争考验,逐渐转变世界观,选择马克思主义;他最早与俄共(布)党员柏烈伟密切合作,参与北京革命局和建党、建团工作,起草和修改各种报告,辗转送给境外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组织;他也一直担任秘密联络员,在京津两地之间奔波,熟悉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和北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他较完整地接受西式高等教育,精通英语,其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1921年1月,张太雷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5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7月,张太雷又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做了长篇发言,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成为中国青年团代表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人。

张太雷这次回国向中共中央局汇报时,有许多事情要马上着手操办,还必须得到马林即共产国际必要的各种帮助和指示,其中就有筹备远东民族大会一事。张太雷作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在莫斯科时已经与国内联系,要组成一个中国代表团。所以选张太雷做马林的翻译是情理之中的事。

初次见面,张太雷对马林的第一印象是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具有雄辩家的口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马林打量着眼前刚从莫斯科赶回来的张太雷,有点不相信这位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有多大的本事,中共方面竟然派他来做翻译兼助手。张太雷也早已习惯了外国人这种傲慢的眼光,熟练地用英语回答马林提出的每个问题,马林习惯地耸耸肩。但合作一段时间后,马林不得不改变了态度,开始信任张太雷,也愿意听他的意见。

从马林来华工作期间留下的的许多珍贵英文档案,包括他的报告、工作笔记、信件、电文等看,其中经常涉及张太雷,说明马林的工作离不开张太雷。包惠僧也曾回忆说:“张太雷同志在八九月间由莫斯科回来的。他担任马林的助手,终日忙于翻译,并为马林搜集和整理资料。研究草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的新方案。马林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得张太雷同志的帮助很大。”

陪同马林南下会见孙中山

1921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张太雷回国,带回了大会作出的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和建立统一战线方针的有关决议。共产国际这一方针鼓舞了马林。马林根据自己在印尼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最早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马林在中国实践其统一战线思想受阻碍时,张太雷积极陪同,考察各方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从上海出发,途经湖北、湖南,开启了华南访问之行。

1921年10月,张太雷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先是陪同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张继是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马林谈起参加远东大会一事,张继得意地笑了。原来不久前国民党派出的全权代表张秋白,正是张继、居正共同签发的委任状。张太雷把话翻译过去,马林很高兴,不过触及国民党基本政治倾向等具体问题时,老于世故的张继绕开话题,很热情地邀请马林去桂林访问孙中山。

12月10日,马林和张太雷登上“岳阳号”轮船离沪,溯江而上,先去湖南,后辗转南下。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警方怀疑,也可以顺便调查沿途有关的情况。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摸清国民党政治倾向和华南地区有关情况。船抵达芜湖时,张太雷按照马林意思发电报给湖北武昌的包惠僧,请他来汉口怡和码头相接。包惠僧和陈潭秋如期前来码头。马林很客气地与他俩握手,简单地谈了几句。张太雷说要马上离开此地,避开取道香港那条路线,不必与英国当局打交道。包惠僧心领神会,立即叫上了小船过长江,到对岸武昌,买好车票,送走马林和张太雷。

经粤汉铁路南下进入湖南境内,马林和张太雷决定短暂停留。听说省长兼督军赵恒惕好像比较开明,搞起湖南自治,又立省宪法,允许建工会等,这些让第一次踏入内地的马林感到很新鲜。同时看到长沙等地的贫困和落后,这些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使马林产生许多困惑,幸好张太雷做了不少解释,马林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由于赵恒惕的所谓开明,马林和张太雷得以接触当地早期共产党人和激进知识分子。

在长沙潮宗街的文化书社,马林和张太雷见到了毛泽东和易礼容。马林来长沙之前,毛泽东等人已选派夏明翰、王光辉等人参加远东大会,这更加引起马林的浓厚兴趣。毛泽东还介绍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前来,听取马林详细介绍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和准备召开的远东大会,以及苏俄革命和共产国际有关情况。更巧的是,黄爱还曾和张太雷一起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还一起随觉悟社和天津学联请愿团赴京,被警察关押一个多月。

马林、张太雷走后,长沙举行各界群众万余人大会,反对美、英、法等国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华盛顿太平洋会议,黄爱、庞人铨为总指挥。不久,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被赵恒惕杀害,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张太雷将此事告诉马林,马林很气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只有在长沙,我们青年团组织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游行示威,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它于1921年12月底举行罢工。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在这次罢工中被捕,并遭到省长的杀害。”

马林、张太雷离开长沙时,受到的还是赵恒惕热情待客的尊荣,受到特别关照,由士兵奉命护卫,直至走出湖南省境。12月下旬,马林、张太雷抵达桂林。孙中山是在12月4日由广州抵达桂林。此间,孙中山接见了马林和张太雷,并进行了三次长谈。张太雷作为翻译,首次见到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询问了俄国革命、苏俄发展、新经济政策、苏俄采取的宣传鼓动方式、苏俄红军的政治训练工作等方面情况。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马林来华之前,列宁和苏俄政府曾收到孙中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贺电。列宁也给孙中山复函了,成为中俄两国革命领导人相互联系的开始。马林则是孙中山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国际正式代表。孙中山对苏俄新经济政策很感兴趣,并把这种政策同他的民生主义视为一题。他也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又担心与苏俄的过分接近会引起列强干涉,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孙中山等人也只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这次会谈中,马林的一些设想被孙中山等人否定,但是他觉得还是有许多收获,于是整理成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复兴和同苏俄的关系》。其中谈到,在中国一个革命的政府应当清楚地了解苏俄,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如果与苏俄订立条约,就会使中国人民看到南方运动的领袖与其他战场军事领袖的眼光不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当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建立秘密关系。这个代表团的设想两年后才演变为现实,即赴莫斯科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带队,张太雷也随同前往。

1922年1月5日,马林和张太雷离开桂林,前往广州。此时的珠江两岸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南方工人蕴藏的强大力量,对马林和张太雷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马林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对于香港罢工海员产生的影响,却很吝啬赞扬共产党人发挥的作用。与陈炯明会谈后,马林更坚信这一点。张太雷有不同意见,他知道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组建,刚组建起来的数十名团员已经投入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斗争。

陈炯明是莫斯科方面特别关注的联络对象。陈炯明在主政广东推行的一些政治、经济、教育等“新政”,为他赢得了“社会主义的将军”桂冠,因此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关注。在广州,马林与陈炯明会谈三次。张太雷有点惊讶地听到陈炯明谈起一些激进观点。陈炯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试图在拥有3000万人的广东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建立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政府形式。他认为,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纲领是很不够的,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他还想派一个代表到俄国去,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设立一个办事处。与陈炯明的会谈使马林非常兴奋,毕竟在孙中山那没有获得的一些东西,在他这里听到了,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向莫斯科汇报。但是,6月,却发生了陈炯明炮轰总统府,驱逐孙中山的事。1922年2月3日,马林、张太雷等人又前往汕头调查工人罢工情况,3月7日返回上海。

马林这次华南之行,与孙中山、陈炯明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实地了解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成分构成情况。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这就比较容易在其内部促成重视群众运动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推行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同时,马林指出,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比印度的甘地更有战斗力。他认为陈炯明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分权,反对北伐,并指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合作对象。马林通过三个月的华南之行,对中国各派力量进行了上述直接与间接的考察分析后,认为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更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马林主张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通过国民党组织接近和联系群众,和国民党人共同开展反帝斗争。这样,马林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可以合作的对象。马林华南之行及国共合作方案的初步形成,与张太雷的帮助有直接关联。张太雷既承担马林在所有的会谈和群众集会上的翻译工作,又形影不离地保护马林的安全,使其免受反动分子的迫害。此外,张太雷还积极搜集与整理报刊等有关资料,翻译后供马林研究,为其及时了解中国情况提供了有效支持。

舟车劳顿,加之沿途工作辛苦,身体强壮的马林途中生病了,多亏了张太雷的精心照顾,才勉强撑到上海,经治疗三周后,马林的身体才有好转。经过一番折腾,促使这两位异国革命者成为患难之交。马林写信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张太雷,他指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完全中断,自张太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回来后,有计划地安排了对青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华南,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显著的成就”。1922年3月底,马林回莫斯科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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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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