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展翅——东北老航校风云往事 【2】

日本人的遗产

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最先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已经发回了消息：“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国民党开足马力抢占东北自不待言。他们有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并进，比共产党部队的两条腿要快得多。

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态度上几经反复。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最先出关的冀热辽军分区部队确实得到了关照。冀热辽军分区部队进驻沈阳，迅速扩军，苏军还支持了一批缴获自日军的武器弹药。

但是很快，苏军的态度因为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了转变。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要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不能再以八路军、新四军的面目出现，而且要撤出沈阳等东北城市。至于原本说好支援的武器装备，苏军则彻底变了卦。

当年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的伍修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过记述：“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明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10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枪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飞机、坦克、大炮。

埋怨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向来不缺自力更生的方法。

朱瑞直接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再三交涉，没有结果。他转回头给部队下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园”。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动大家去“捡洋落”。

苏军接受了驻中国东北日军的投降，控制了他们的武器装备，但还有大量的日军武器被丢弃在战场和溃退的途中。这些武器苏军根本顾不上，取用自便。这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最主要的“武器库”。

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就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

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曾克林部，给他们送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得多的大礼——人，准确的说，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

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在沈阳，日本第2航空军第4教练飞行大队也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

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

40多年后，林弥一郎写道：“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马上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朱瑞等“东总”高层领导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了林弥一郎，晓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后来林弥一郎逢人便说：“收编我们的领导是朱瑞司令。”

其实，就在那次会面时，林弥一郎还对共产党人做了一次试探。他指着伍修权腰间的手枪说，能不能把这个送给我？

一个刚刚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却索要胜利一方高级将领的配枪，这本身就是个非分要求，更何况在这样的场合，他拿到枪会不会威胁“东总”高层的安全？

但是伍修权有胆有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胸襟，马上解下配枪递到林弥一郎手里，说，这支枪从长征到现在，我一直带在身边，今天就送给你做纪念吧。后来，伍修权还回忆过这支手枪，那是他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的战利品，随身十余年，感情很深。但是用它来换林弥一郎之心，伍修权舍得。

林弥一郎后来也回忆过这个场景，深为折服：“我看着他的眼睛，让我感觉他相信我。”

林弥一郎从此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林保毅”。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待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

家底

1946年3月1日，吉林通化，通化二中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我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

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

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

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

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

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甚至都不算夸张。

从1945年10月，王弼带着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落”。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

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连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

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

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九九”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光。

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

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种种土办法，千方百计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取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由许多人轮流打气；东北气温低，发动机起飞前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起动发动机，没有起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起动……

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

与此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展开。

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院并无二致，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

恰在这时，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这简直是航校学员最合适的“苗圃”。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东北老航校计划招生120人，从这些学生中“十里挑一”还挑不出来吗？结果还真没挑出来。

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等就出自这批学员。

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比如林虎，因为以前战斗负伤造成严重脱肛，还患有慢性肠炎。因为当时没有这类体检，他“幸运过关”。

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几年后的抗美援朝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

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相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官职也不会低。但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

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盘桓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

等他赶到牡丹江，常乾坤看他有机械师毕业证，想安排他干机务。刘玉堤不答应，一门心思要学飞行。常乾坤拗不过他，最终答应了。只是，那时候航校的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五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

入秋，被盛世才关押了数年的新疆航空队归来了，他们从西到东跨越祖国疆土，万里迢迢来到了东北老航校。

在延安，刘善本加入远征的队伍，与他们同行。这位抱着“航空救国”之志留学美国学习驾驶轰炸机的原国民党王牌飞行员，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毅然驾机起义，飞赴延安。

一批又一批从全国各地涌向东北战场的青年学生、优秀战士也来了。东北老航校的教员和学员不断充实、壮大。

雏鹰的羽翼

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这首航校学员写的打油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也就越艰苦。

航校搬到东安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房里还是有许多冰霜。

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零下40℃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诗里所说的“团长”，是说团紧了身子取暖。

飞行员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学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是粗粮。这待遇也是有实飞之后才有。后来经“东总”特批，每人每天能发两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

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学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代替，有的同志在飞行时为了掌握时间，在胸前挂着一个闹钟……

但是，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困难”：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价，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三大“死穴”。

共产党人哪有“死穴”！

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是高小毕业。深奥的飞行理论，对他们无异于“天书”。比如流体力学中的“柏努利定律”，教员讲得满头大汗，学员听得满头大汗，课后一问学了啥，学员脸一红：“白努力。”

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一定能学会！”

航校给学员们补文化课，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这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硬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学员们“生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物教学，学员们听不明白也能看明白。

没有航空汽油，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95%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后黑烟茂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

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东北老航校也没有中级教练机，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

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是拿生命冒险。

怕冒险就不飞了？东北老航校等不起。蔡云翔第一个驾机试飞，给学员们做示范。

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零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四百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

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一二十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

初生的中国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

共和国飞鹰展翅，傲视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