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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鹰展翅——东北老航校风云往事 

董少东

2018年08月07日14:19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飞鹰展翅——东北老航校风云往事

东北老航校建设场景。

马拉飞机转场。

老航校筹备期间,向东北老乡购买马车上的飞机轮胎。

东北老航校收集到的飞机,机体已经破败不堪。

排队给飞机轮胎打气。

抗美援朝时的刘玉堤和他的03号战鹰。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17架各式战机接受检阅,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一年之后,这支以缴获的战机等为基本装备的初生空军队伍,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共和国的飞鹰,从此傲视长空。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是这些飞鹰的摇篮。他们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这里,是中国空军梦开始的地方。

空军梦的种子

军事领域有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五年陆军,十年空军,百年海军,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

“十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是奢望。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次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此时,距离中国空军成立仅仅一年多。

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中国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

但是,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其实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梦想的种子早已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要早。

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后留在苏军服役。比他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后任政委。

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空军都只是一个梦想。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接触到的都来自敌人空军,来自头顶上落下的炸弹或是扫射。

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都来自缴获。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

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其中能飞的那架还被送到了瑞金。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11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师政委。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

全面抗战的烽火熊熊燃起,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之后,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启程回国。他们到达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此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

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到迪化,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

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

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中,能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因为他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为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盛世才表面上对中国共产党很亲近,甚至还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统战关系下,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

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也痛快答应。

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

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是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盛世才帮中共培养飞行员,是以这些人要为己所用为前提的,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却不是他想要的。

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开开小灶,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终于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再无暇顾及盛世才。紧接着,蒋介石派宋美龄登门拉拢盛世才,双方很快达成一系列协议。盛世才“有奶便是娘”,从此委身蒋介石,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

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还是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

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先软禁,后关押。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

延安工程学校

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刚到延安,他俩就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

十几年前,常乾坤和王弼受党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空军梦的种子,现在,这两颗种子已经开始萌发。这个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由自己的航空技术专家,为党中央提供的第一份比较全面、系统、详实的空军建设计划,意义深远。

常乾坤、王弼的“红色空军”计划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同时,他还风趣地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个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学文的。

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来,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进而,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航空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他们在陕北的丘陵沟壑中四处奔波勘察,最终把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就是学校了。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

选调学员也在同时进行着。

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看上去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三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乃至万里挑一。

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纪录。

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数千人的358旅,只有两个飞行学员名额,刘玉堤“有幸中了一彩”。在这之前,刘玉堤也想过自己能“飞”,不过那是发狠赌咒一样的设想。

参军三年,刘玉堤经历过几次敌机轰炸,两个最要好的战友,在轰炸中牺牲于自己的眼前。在一次电视台采访中,刘玉堤回忆:“敌人飞机来了,就把我的通信员脑袋给打穿了,哎呀,好可怜,很生气,我非常生气的。我们没有空军,陆军就老叫人家欺负,因为束手无策啊,最后只好拿着机关枪对着它打,打半天打不着。那时候觉得,哎呀,敌人飞机忒可恨了,等我要能上去就非打它不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飞行学员,多数都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参加学习。他们在原部队,个个都是“兵尖子”,也是部队首长的“心尖子”。358旅虽然只抽调了两个兵,时任旅长张宗逊也舍不得,但军令如山。他和旅政委李井泉亲自给刘玉堤送行,千叮咛万嘱咐:“好好学,学出个模样来,上天杀敌立功!”

1941年4月6日,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和他们一样在苏联学习过航空的刘风、王琏等当教员。刘玉堤等一百余名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是学员。

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修整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

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比如发动机专业的熊焰,他在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习,却冲破国民党封锁闯到延安。

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物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

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无力兑现援助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以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

为渡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不久又把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副队长是刘风。而常乾坤,因为“俄文水平与苏联教官没有两样”,被任命为军事学院俄文工程队队长。

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

1945年10月,常乾坤受命赴东北创办航校之际,任弼时对他说:“只怪那时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那些学员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常乾坤说:“有些学员后来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人,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

任弼时笑道:“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社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到那儿办航校去。”

刘玉堤当时就是所谓的“木匠”。不只是木匠,他还在铁皮加工厂干过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样样学得精熟,随便拿一块铁皮就能敲出个茶杯,搬个树桩就能打成板凳。这倒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飞行学员选人的眼光之准——未来驾驶战鹰搏击长空的英雄,这点儿心灵手巧、一学即会的本事自然不在话下。

一天,一个文工团员找刘玉堤做二胡。刘“木匠”和他玩笑,故意“拿大”,说这可要等些日子。文工团员就说,我用一个好消息跟你换。你还想不想学飞行啦?航空组都已经成立了。结果,刘玉堤丢下手中的活计就往校部飞跑,哪还管什么二胡。

放出去的鹰

这是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的1944年,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了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任组员,原来的学员们也有不少像刘玉堤一样回归了本队。

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乘坐的飞机第一次降落这里时,一个轮子陷进了墓穴,机身侧斜,发动机的螺旋桨都撞地折断了。

延安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这在延安可是件大事,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参加了劳动。

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黏土掺拌成“三合土”铺筑。虽然简陋,但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945年8月20日下午,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极为紧张,开着吉普车疾驰机场。

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那是一架由6名汪伪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这些汪伪起义人员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九九”式双发运输机、汪伪政府的“建国号”开到了延安。

这架飞机到延安后马上改了名字,按起义日期命名为“820号”。换上了八路军土布军装的6名起义人员,也抛弃了原来的名字,以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的新名字是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他们开创了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很快成为党的航空事业的开拓骨干。

“820号”刚到延安就出了彩。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隘的山谷低飞,把传单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

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冷静地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

8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校。

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单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

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

延安炮校校长朱瑞,留学苏联多年,炮兵专业出身,是八路军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兵种将领。他本已被任命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却主动申请辞职降级,要“干炮兵,专一门”,带着炮校1000多人一头扎向东北。

朱瑞带着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两手空空地来到东北,两年时间,一支手握700余门火炮、15万余发炮弹的强大炮兵部队横空出世。朱瑞因此被称为“中国炮兵之父”。

朱瑞同样对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到东北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务,负责指挥民主联军后方机关、部队和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兵、总部同苏军之间的交涉联络等工作。

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先是成立了航空总队,后建立东北老航校,朱瑞分别兼任过总队长和校长。

当时担任东北老航校副教育长的蒋天然说:“航校的筹备工作是朱司令员一手操办的,他亲自到各地去为我们挑选飞行员和地勘人员……如果不是朱司令的魄力与耐心,航校一时也办不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司令员是我军第一个航空学校的创始人,也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创建人。”

这是后话。先说王弼等人,接到了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

“820号”派上了用场。航空组近水楼台,王弼带着蔡云翔、刘风、陈明秋等人,9月2日就乘着“820号”第一批直飞东北。可惜,“820号”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正好晋察冀军区在张家口组建航空站,把王弼留下来临时当了一段时间站长。蔡云翔等人则改由陆路继续赶赴东北。

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在魏坚带领下启程了。魏坚过去在湖北搞地下工作,又曾受党派遣到国民党航校学飞行。他原本是王若飞的秘书,准备随行去参加重庆谈判,因为筹建航校而被换了下来。没想到,王若飞和叶挺乘飞机回延安时遇难。魏坚后来说,建航校让他捡了一条命。

眼见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却只能干着急。因为俄语好,他正担任着外事联络和翻译的工作,一时脱不开身。其实,中央领导早看出了这位中共最早的飞行员的心思。

叶剑英和任弼时两位中央领导约见常乾坤,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赴东北。任弼时说:“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

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地就是一句:“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提笔给组织部门打报告要人。后来的中国空军传奇飞行员,这才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

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叮嘱:“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

不只是周恩来,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会很多,也有这个准备,但是,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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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彦彦、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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