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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2日，85歲高齡的鄧小平在閱讀中央統戰部內部刊物上刊載的《北京市部分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對“多黨合作”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后，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根據這個批示，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這是新時期我黨頒布的關於政協制度的歷史性文獻。
1980年3月30日，《來信摘要》上反映：南京軍區准備建造一座豪華的高干招待所。鄧小平閱后批示：“由中央辦公廳查証，並制止。”4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就南京軍區建造接待用房的情況作出說明，鄧小平閱后，再次批示：“可以繼續建成，建成后撥作旅游事業使用。設計亦按旅游標准修改。軍隊內部不應該有這樣豪華的招待所。”4月25日，鄧小平閱一封不同意為中央軍委常委更換奔馳轎車的來信，作出批示：“意見是正確的。此事如尚未執行，應該停止（即告外貿部）。”以上三個批件，足見鄧小平治軍甚嚴。
（二）關注科技和教育，為新時期科技和教育的恢復與起步付出了特別的心血。
鄧小平重視科學家的意見，善於擇善而從。1984年6月15日，著名科學家嚴濟慈致信中央，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核廢料運來我國，即使把它埋到人煙稀少的西南地區，也將是后患無窮的。此事是關系子孫后代的大事，有關方面切不可圖近利而不慮埋下的長期隱患，輕率從事。鄧小平閱后批示：“此事反映十分強烈，應加慎重考慮。”事實証明，鄧小平支持嚴濟慈的意見，所作出的抉擇是富有遠見的。
鄧小平重視教育家的意見，支持他們提出的正確做法。1983年5月19日，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浙江大學名譽校長劉丹、天津大學名譽校長李曙森、大連工學院名譽院長屈伯川聯名來信說，目前我國整個教育投資和經濟建設投資不相適應，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滿足不了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對科學技術力量特別是高等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故建議中央選定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國家重點項目，集中投資，爭取1990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鄧小平閱后批示有關領導同志考慮，並明確表示：“提出意見，在書記處一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鄧小平的這個建議，對后來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1985年11月初，國家教委所屬36所大學校長反映國家對教育基建投資遠遠不能滿足教育事業的發展需要，鄧小平閱信后批示：“再窮，也要照顧科教經費。”這個批示，后來在社會上演變成兩句話：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大政策，有許多是從教育方面“撕開口子”的。譬如，1978年5月9日，鄧小平看到《人民來信摘報》上反映北京語言學院部分留學生要求多同中國學生、中國社會接觸一事，批示：“此事應予重視，由教育部調查提出方案（不是一校問題）。”10月14日，鄧小平再次批示，同意有關部門提出的解決辦法。此后，外國留學生同中國學生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鬆動了。又如，1978年8月，《人民來信摘報》反映上海虹口區模范中學一學生要求自費去日本留學一事，方毅批示：“我看這是可以允許的。”鄧小平看到此件后，批示同意方毅意見。從此，中學生自費留學的途徑開通了。再如，1980年12月26日，鄧小平看到美國留學生蘭溫蒂反映她和中國學生徐鉻婚姻受阻的來信，批交教育部處理。29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學，允許蘭溫蒂與徐鉻結婚。從此，中國大學生與外國留學生之間婚姻也打開了方便的大門。以上三件事，在今天是很平常的，而在當年卻是大事。這些事充分顯示出了鄧小平當年倡導的“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富有創造性的戰略思考和實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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