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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收入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前段時間，網上流傳一篇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以下簡稱《真相》）的文章，誣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12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這純屬無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謠言。
我從1950年就開始參加中共中央檔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檔案館領導決定將毛澤東手稿集中，指定由我專門負責保管。從此，我長期負責毛澤東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還參加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等服務工作。本著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的精神，我作為一名老檔案工作者，深感有責任談談我所知道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毛澤東文稿的情況，以正視聽。
圖一
從數萬件文電中查毛澤東起草的文稿
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新館成立。12月，中央檔案館副館長裴桐到中南海開會，領受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任務（此前《毛選》一、二、三卷已經公開出版）。我當時負責保管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檔案，裴桐要我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的毛澤東的文電、講話、報告做出一個目錄，交給保管部主任吳善昌看過審定，然后上報《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辦公室。
1960年元旦一過，裴桐、吳善昌便召集中央檔案保管部全體人員開會，動員、布置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工作。當時，毛澤東起草的文電手稿分散在中央檔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閱查找。因要求急，任務重，時間緊，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大家把為編《毛澤東選集》提供文稿檔案當作頭等政治任務，參加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點，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查閱3000多卷檔案，從數萬件文電中，將這一時期毛澤東起草的幾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負責把這些文稿編制目錄並打印成冊（其中本館打印了兩年的目錄，另請中辦機要室、機要局各幫助打印了一年的目錄），同時將毛澤東的這些手稿一一調出來，提供給裴桐和吳善昌逐件閱覽，遴選出他們認為可以考慮選用的文稿，陸續報送《毛選》編委會辦公室。裴桐、吳善昌最后推薦上報的文稿共約100余件。這些文稿，后來有幾十件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關於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3日）等幾篇文章是根據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整理出來的文稿，其余絕大多數是毛澤東的手稿。
除了查閱館藏檔案之外，還需要在社會上廣泛征集。1960年1月，經《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准，成立了中央辦公廳征集小組。曾三任組長，葉子龍、裴桐任副組長。以中央檔案館征集科和中辦機要室三科為主，共抽調5人組成中辦征集小組辦公室，立即著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機關、國家各部委、北京市各有關單位和中央軍委及各總部開展起來。在各有關部門的配合下，不到一個月就征集到毛澤東手稿原件165份。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165份文稿主要來自胡喬木處和新華社負責人范長江處。其中有幾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
毛澤東還親自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文稿的選稿工作。如《丟掉幻想，准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5篇文章，就是他自己從新華書店出版的《駁艾奇遜》一書中選定的。毛澤東寫的這幾篇文章的手稿和《駁艾奇遜》這本小冊子，都收藏在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文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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