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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
誠如胡適所述，北京同人此時聘陳獨秀在上海專任《新青年》編輯，並每月從編輯部用度中劃撥編輯費100 元作為陳氏的收入。1920年12 月，陳獨秀赴廣州前，特為致函北京同人，言及“弟日內須赴廣州，此間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另外新加入編輯部者，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編輯部薪水百元，到粵后如有收入，此款即歸望道先生用”。由此可見，直至1920 年底，陳獨秀本人在上海仍主要依靠北京同人提供的這份收入支用。
1920 年5 月，蘇俄代表維經斯基攜帶著李大釗的介紹信，赴上海會見陳獨秀。通過這番接觸，雙方達成了合作意向，由共產國際提供經濟資助，在上海展開建黨大業。隨后，經陳獨秀的介紹，維經斯基和戴季陶、李漢俊、張東蓀等一起座談蘇俄革命和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與會者認為可將《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建立一個全新的革命聯盟。而維經斯基的到來，給予了建黨大業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幫助和經濟支持，使之成為現實。維經斯基利用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包括“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 人組成（4 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廠，可以印刷小冊子。
在陳獨秀的領導與策劃下，1920 年6 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在《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
共產國際的往來信函亦強調了在蘇俄資助下的上海發起組的領導作用。在上海發起組成立的同時，共產國際為了在中、朝、日等東亞國家直接進行實際活動，於1920年5 月在上海成立東亞書記處。該處所設“中國科”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成立共產主義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
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后，即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上海發起組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與宣傳工作。首先便是通過《星期評論》雜志社，由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是年8 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付梓出版。《共產黨宣言》的出版發行得到了蘇俄方面的資助。
上海發起組充分意識到了大眾傳媒在現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於1920 年8 月，創辦了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和推廣工人運動經驗的《勞動界》周刊。嗣后，《新青年》雜志脫離群益書社，另成立新青年社，從8 卷1號開始獨立發行，仍由陳獨秀主編，主要討論社會主義問題。
中共建黨經費扑朔迷離的歷史脈絡
關於共產國際經濟資助問題，其歷史脈絡扑朔迷離，極其復雜，有待商榷。據俄國學者舍維廖夫的研究，“《新青年》雜志從1920 年秋天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資助並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刊物”。然而，資助的規模及持續時間等依然迷霧重重。文獻顯示，直至1920 年底，蘇俄對華工作仍嚴重缺乏經費。1920 年9 月30 日，東方民族處曾允諾“近幾天我們會派遣信使，帶上珠寶去賣”。並在10 月23 日再次致電維經斯基稱“錢已經寄出”。在隨后的信函中亦詢問維經斯基“是否已經收到我們責成優林帶去的兩千美元？”然而直到該年12 月21 日報告仍稱“缺少經費，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為了弄到錢，民族處不得不到黑市上購買羅曼諾夫貨幣和蘇維埃貨幣。但最近沒有任何俄國貨幣上市，民族處失去了這唯一的經費來源。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拿到東方去出售，並答應給10 萬美元。但出售鑽石要花很長時間，而答應給的錢至今未兌現”。到1921 年1 月21 日，共產國際遠東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在信函中稱，“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1 月份后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不得不採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普裡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冊）”。可見，由於蘇俄方面對華工作嚴重缺乏經費，承諾的經費（包括售賣鑽石所得款項和10 萬美元）皆未能兌現。以至不得不舉借貸款來維持出版工作。而且依據近年來在日本新發現的警視廳施存統口供，指稱上海發起組“（社會主義大學校）初與上海之俄國過激派代表（大概是維經斯基——引者注）有關系，每月接受宣傳費用約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報酬﹔然前年（原文如此——引者注）以降關系斷絕，現已不再接受該代表任何資助”。包惠僧亦回憶，武漢黨組織成立時（1920 年陰歷九月中旬），“劉伯垂由上海帶回臨時中央給的一、二百元，建立機關的一切費用都是從這筆錢中開支的。除此外，武漢支部建立后，上海臨時中央還每月寄二百元做為活動經費，共寄了兩、三個月，這錢是共產國際給的，后來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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