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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共主要創始人陳獨秀
1921 年7 月， 先進知識分子在上海締造了一個嶄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建立過程中，蘇俄金援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共建黨經費的來源問題是怎樣的，是否如有人所稱“中共是盧布黨”。
建黨經費的源頭：共產國際資助陳獨秀上海建黨
在中共建黨進程中，《新青年》雜志上海編輯部起到了主導作用。1915 年9 月15 日， 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月刊由上海群益書社出版﹔從1916 年9 月1 日2卷1 號起該刊又改名為《新青年》。這份雜志的創刊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1920 年代初，正處於內戰中的蘇俄與共產國際開始大力向中國開展工作。1919 年3 月，在鄂姆斯克秘密舉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亞代表會議決定，在“遠東建立西伯利亞區委情報宣傳局”，職責為“與東方和美國的共產黨人建立聯系，組織交換情報工作，進行口頭和書面宣傳”等。6 月18 日，俄共（布）西伯利亞區委的負責人加蓬考慮到在東方開展革命運動的需要，提議在區委下“設一個有遠東各國人民（包括中國）的代表參加的東方局”，主要任務是“與遠東各國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聯系和幫助這些國家建立共產黨組織”。1920 年1月，俄共（布）遠東地區領導人在給俄共（布）中央的報告中也稱“他們打算與中國的革命者建立經常聯系”。
隨后，蘇俄方面數次向中國派遣使者，試圖與具有初步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接觸。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后，先后有布爾特曼、波波夫、阿格遼夫、波塔波夫等人。共產國際方面頻繁地遣使來華，即反映了共產國際對東方問題的重視，亦表明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的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俄國學者潘佐夫的研究表明，共產國際對華工作在早期受托洛茨基不斷革命思想的影響，有著一種鼓動世界革命的傾向，並且毫不考慮他國具體國情，認為世界革命自我實現的宏偉進程不可阻遏，其他國家的革命乃俄國十月革命的自然延伸。
在此背景下，1920 年4 月，經共產國際同意，由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分局所派遣的維經斯基一行5 人來到中國，同中國進步人士建立聯系，同時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1920 年2 月中旬，陳獨秀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離京，隻身赴上海，“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此次遷移意義重大，“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來到上海后，陳獨秀著手重組《新青年》雜志。他以陳望道、李漢俊等傾心馬克思主義的文化人為基礎，組成編輯《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體。在這一過程中，他也漸漸與主編《星期評論》的戴季陶、《民國日報》的主編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聯系。陳獨秀與戴季陶、李漢俊等上海文化人過從甚密，他們組成了一個“研究會”性質的同人圈子，頻繁開展座談宣傳馬克思主義與蘇俄經驗。他的寓所兼《新青年》編輯部——環龍路老漁陽裡2 號（今南昌路100 弄2 號），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場所。胡適在晚年曾自述，陳獨秀“他在上海失業，我們乃請他專任《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這個‘編輯’的職務, 便是他唯一的職業了。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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