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會議的方向看“搬兵”的疑點
按照薄一波、楊尚昆在回憶中的說法，“搬兵”問題的前提是高崗“批薄射劉”的行為干擾了全國財經會議的正常進行，致使會議“偏離了方向”。這個偏離了的“方向”，即是“批薄的調子居高不下”。然而，縱觀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起因、經過與結果，就會發現：會議上“居高不下”的“批薄”並不是高崗主導的，而和毛澤東關系密切。歷時兩個月的財經會議，從籌備到召開乃至整個會議的進程，都是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進行的。
1953年是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局之年，到上半年結束時，工業總產值和稅收都已經完成或超額完成了預定目標，蘇聯援助建設的156項工程也相繼上馬。但是，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攤子鋪得過大，財政收入卻不能有相應的增加，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赤字。鑒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經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
這次財經會議原定於5月20日召開，籌備工作由中財委主任陳雲和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負責。但在會議籌備過程中的5月6日，毛澤東親自致信這三人：“5月20日開始的財政會議，應討論些什麼問題，請你們考慮一下，並在發開會通知中寫進去，使各地有所准備。似乎預算問題，增薪問題，縣區鄉財政統一問題，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問題，稅收問題，五年計劃問題，今年下半年經濟安排問題，軍費問題，均應有所討論。除由你們對每項問題准備方案外，各大區財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開一次財政會議，收集意見帶來（已開者如西南當然不要再開）。是否可行，請酌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16頁。】由於毛澤東所提到的會議內容涉及面很廣，已經超出了財經委例會的范圍﹔所以，中央決定改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負責會議的籌備，並成立了由周恩來負責的會議領導小組。
周恩來於6月9日約請高崗、鄧小平、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習仲勛、李維漢、曾山、賈拓夫、齊燕銘等開會，研究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的有關事宜。會議議定了全國財經會議的宗旨、議程和組織領導等問題，確定主要議程是討論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這次會議還決定：“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彭真、習仲勛、李維漢、曾山、賈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書記組成會議領導小組。大會的經常主持人是周恩來、高崗、鄧小平。”【《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06頁。】會后，周恩來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提出了《關於全國財經會議如何進行的請示報告》，當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就批准了這個報告。
6月12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有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各大區、省市委和財委的負責同志參加的預備會議和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指出：“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財政問題，准備解決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見的、問題比較成熟的一些問題。方針是多聽地方意見，開展批評自我批評，進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檢查，應著重思想上反對主觀主義，政治上反對分散主義，作風上反對官僚主義。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條條塊塊的討論，吸取大家積極性、建設性的意見，集中起來，成熟的問題寫成決定，以統一貫徹執行。”【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985—986頁。】不難看出，在周恩來看來，既然是財經會議，當然主要是為了解決財政問題。
然而，總理思考的問題卻並非完全是主席所思考的問題。統攬全局的毛澤東所思考的問題與周恩來並不一樣，他是要通過這次財經會議，來解決全黨對總路線的認識問題。1953年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的談話中明確說：“總路線的問題，沒有七八月間的財經會議，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七八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頁。】
因此，毛澤東在會前就決定：財經會議要從討論年初引起極大爭議的“新稅制”切入。6月5日，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把有關新稅制的文件印發與會人員。這些文件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等關於在執行新稅制過程中物價調整草案草率造成市場混亂的情況的電報》《北京市委關於新稅制施行的反映》《毛澤東關於新稅制問題給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的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吳波等關於新舊稅制的利弊及此次物價波動的原因的報告》。毛澤東還親自給這五份文件加了一個總題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間關於新稅制問題的幾個文件》。【《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251頁。】
接著，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開幕兩天后，也就是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尖銳地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等“右傾表現”，從而為全國財經會議定下了調子。毛澤東在講話中開篇就說：“什麼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什麼?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然后，毛澤東明確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 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接著，他就批評了脫離總路線的“左”傾右傾錯誤：“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 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 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 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毛澤東還逐一批評了代表“右傾表現”的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這也等於說，劉少奇所主張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等觀點，乃至新稅制和薄一波的錯誤，都屬於右傾錯誤了。毛澤東在講話中還告誡與會的黨內高層：“要把資產階級看成是一個敵對階級,不這樣看就要犯錯誤。”由此可見，“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毛澤東說：“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參見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35頁。】的修正稅制錯誤及其主要負責人薄一波在財經會議上受到猛烈批判，已經是不可避免了。
這次長達兩個月的全國財經會議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從6月13日正式開會到7月13日召開擴大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會議為第一階段，從7月13日到8月13日結束為第二階段。
在會議的第一階段，由於大家事先已經了解了新稅制的有關情況，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副主任和財政部長薄一波身上。但總的看，會議第一階段的進展還是比較正常的。
但是，從7月13日開始，會議進入了一個轉折點：薄一波成為“桌面上斗爭”的目標，批評薄一波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
毛澤東雖然未出席這次中央召開的財經會議，但他對會議的進展情況極為關注。據楊尚昆回憶：“毛主席很重視這次會議，十分關心會議的進展情況。他要我從始至終出席會議，作記錄。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詳細匯報頭天會議的情況。我的記錄記得很詳細，誰講了些什麼話都記下了。我匯報完后，再由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補充。”【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第291頁。】 不但楊尚昆要“每天詳細匯報頭天會議的情況”﹔負責這次會議的周恩來，也要“每天向毛主席匯報會議進行情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40頁。】。
7月11日，毛澤東在聽完周恩來的匯報后，作出了重要指示。12日晚，周恩來寫信給薄一波說：“昨夜向主席匯報開會情形，他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面有關同志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面上的斗爭，解決問題，不要採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后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面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從思想、政策、組織和作風上說明問題，並把問題提出來，以便公開討論。此點望你在發言中加以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40頁。從周恩來致薄一波的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召開領導小組擴大會，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爭”，是毛澤東的明確指示。既然周恩來在信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明確要求，薄一波也隻好進行認真的檢討。在7月13日下午召開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薄一波作了第一次檢討，承認在修正稅制問題上“主觀輕率從事，因而從方針到具體做法都犯了嚴重的錯誤。在組織上也是錯誤的，分散主義的錯誤”【《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紀要》第10號，1953年7月13日。】。
薄一波檢討后，會議氣氛立刻變得緊張起來，薄一波也成了“桌面上斗爭”的集中目標。從7月14 日到7月25日，連續召開了八次擴大領導小組會議，集中地對薄一波進行批評。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檢討，但仍然過不了關，“批薄的調子”仍是居高不下，而且一直到會議結束也並沒有降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