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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於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搬兵”問題，其說法最早來源於薄一波和楊尚昆的回憶，學術界廣泛引用，並已成為共識。但是，從鄧小平和陳雲的有關與會細節、會議的方向、會議的結論等方面來看，“搬兵”問題存在不少疑點。如何看待這次“搬兵”，值得我們慎重對待，並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搬兵”﹔探疑
1953年的全國財經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所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黨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迄今為止，幾乎所有論述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文章或書籍，都要提到一起被認為是左右了全國財經會議進程的“搬兵”問題：在這次會議上，由於“高崗利用中央對財經工作的批評，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上綱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其矛頭暗指劉少奇、周恩來。在高崗的干擾下，會議批薄的調門居高不下，直到8月初，會議仍很難作出結論。為此，毛澤東建議周恩來‘搬兵’，請在外地的陳雲、鄧小平兩位副總理回京參加會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90頁。此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陳雲傳》等著作也持此說。】
這段論述中提到的兩點史實是需要特別強調的：第一，毛澤東建議“搬兵”的時間是8月初，背景是“在高崗的干擾下，會議批薄的調門居高不下，會議仍很難作出結論”。第二，毛澤東是向周恩來建議“搬兵”的，“搬兵”對象是在外地的陳雲、鄧小平兩位副總理。
這個“搬兵”問題在很多黨史、國史的著述中頻繁出現，至今未見異議，似乎已成人們熟知的常識定論。但科學研究的經驗告訴我們，熟知的未必都是准確的，史學論述中的常識也需要客觀史實的檢驗。目前的史料可以証明，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期間的“搬兵”問題存在諸多疑點，值得重新審視，並進行進一步研究。
一、從鄧小平、陳雲的有關與會細節看“搬兵”的疑點
關於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搬兵”問題的最早說法源於與此事有重要關聯的薄一波。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長的薄一波提及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上“批薄的調子居高不下”時寫道：“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確實是很難作結論的。他是會議主持者，話說輕了，會上已是那種氣氛，不大好通過，且有開脫、庇護之嫌﹔話說重了，就會為高、饒利用。最后還是毛主席出了個主意，他對周總理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43頁。】后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也撰文指出：“毛主席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就交代我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裡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90頁。】
由於薄一波和楊尚昆都是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重要知情者，所以，他們關於“搬兵”問題的回憶公開發表后，立刻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幾乎所有論及全國財經會議的著述都要引用他們的回憶作為論據。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陳雲傳》在講到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時就這樣寫道：“最后還是毛主席出了個主意，他對周總理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882頁。】雖然這段話並沒有標明出處，但與前述薄一波關於此事的回憶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區別僅在無關緊要的兩個小標點上。
薄一波和楊尚昆的回憶對於研究此事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他們在事件發生30多年后的回憶也難說完全確切。僅從薄一波和楊尚昆兩人回憶的內容來看，彼此之間的說法就有矛盾之處。按照薄一波的說法，毛澤東是跟周恩來說的去“搬兵”﹔但按照楊尚昆的說法，毛澤東是親自“交代我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那麼，毛澤東的“搬兵”指示究竟是跟誰說的？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說這兩人回憶中的矛盾之處還只是記憶中的誤差，那麼下面的幾個問題，可以看出“搬兵”問題還存在內容上乃至邏輯上的矛盾。
第一，陳雲早在7月23日就由北戴河返回北京，24日就參加了會議，而不是8月初發生“搬兵”問題后才參加會議的。
據《陳雲年譜》記載，陳雲是6月27日離開杭州，6月29日到達北戴河休養，7月23日返回北京的。24日，陳雲就出席了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25日上午，陳雲又去毛澤東的住所談話。28日晚，陳雲和周恩來一道與薄一波談話。29日和30日，陳雲又先后兩次參加了周恩來、朱德同高崗、李富春等人的談話。在了解了各方情況的基礎之上，陳雲於8月6日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言。【《陳雲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頁。】而且，據張明遠回憶，高崗在會議期間還專門去北戴河看望陳雲，希望他能回來在會上發言：“7月20日左右，休會三天，高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陳雲，向陳雲談了會議的情況，希望他能發言。陳雲表示，中財委的問題，不全是薄一波的責任，他也有責任。”【張明遠：《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382頁。】
第二，陳雲和鄧小平的發言並不是在高崗8月7日“批薄射劉”發言之后，而是在此前的8月6日。
高崗在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共有兩次發言。第一次是在會議召開后的第三周，也就是6月29日至7月4日之間，內容是作《關於編制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對此，薄一波也有明確的記述：“會議的第三周（6月29日——7月4日），由高崗作《關於編制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此時會議如薄一波所言，“討論比較正常”【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39頁。】，高崗自然也不能在發言中“批薄射劉”。第二次發言是在8月7日。“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八月七日，高崗作了一個發言。他的發言很特別，沒有像有的發言者那樣聲色俱厲，卻別有用心地把劉少奇說過的一些話、發表過的一些意見，都安到薄一波頭上加以批評。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時的一些話，一九四九年天津講話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關於對待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一年關於對山西農業合作社問題的觀點。很明顯，這是借批評薄一波而影射攻擊劉少奇。高崗篡奪黨和國家更高權力的圖謀在財經會議上已經露頭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頁。】
如前所述，陳雲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是8月6日，而鄧小平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同樣也是在8月6日。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鄧小平年譜》記載，鄧小平是在7月17日離開北京前往北戴河修養，8月3日返回北京參加全國財經會議，8月6日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發表的講話【《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126頁。】。可見，陳雲和鄧小平的發言都在高崗“批薄射劉”發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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