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在重慶醞釀復國
1942年10月25日,在七星崗蓮花池38號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內,一場改變他們日后命運的會正在舉行。
1919年4月11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以后,許多流亡到上海的韓國愛國志士,匯聚在臨時政府的太極旗下。之后,臨時政府輾轉杭州、嘉興、鎮江、南京、長沙、廣州、柳州等地,1939年西遷重慶。
在1942年秋天召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議政院的第34屆議會,對於當時的流亡政府來說意義重大。在這次會議上,到會議員46名,加上各地區補選的議員24名,已將各黨派人士羅致一堂,盛況空前。會議的選舉結果改變了長期以來一直由韓國獨立黨“當政”的事實,初步解決了內部紛爭問題,為之后成功復國奠定了基礎。
1939年3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自廣西柳州遷到重慶綦江縣。在國民政府支持下,臨時政府在土橋修建了“韓人村”,在市內租了房,於1940年9月遷居市區。但由於日軍對重慶的大轟炸,“臨時政府搬了四次家。第四次遷到重慶市區蓮花池,有房屋70多間,房租一年40萬元(法幣),全由蔣主席補助,臨時政府直到離開重慶,用的還是這些房子”(金九著《白凡逸志》)。為了更好地開展反日復國斗爭,保障在渝韓國志士的基本生活,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經蔣介石批准,臨時政府獲得了每月6萬元的生活補貼。這樣,較為穩定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為臨時政府開展獨立統一運動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在此之外,韓國光復軍建立后,所需一切軍費,以借款形式由中方交給臨時政府;軍隊日常費用則依照中國軍隊規定由中國軍事委員會按月撥給臨時政府。韓僑在渝期間食用糧米80萬石,按公糧撥發;油鹽及其他物品,全按平價撥給。可以說,如果沒有國民政府的幫助,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根本無法立足。
而從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遷渝,到1945年11月抗戰勝利后宣布解散,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吳玉章、王若飛、黃華等中共代表,多次參加韓國臨時政府在重慶舉行的“三一運動”紀念大會和亡國紀念日等活動,表達中國共產黨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和希望。（記者 鄭昆）
專家解讀重慶一九四二
中共南方局開拓了 統一戰線新局面
解讀專家:周勇(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由於日軍的掃蕩和國民黨軍隊的封鎖,處境極端困難。在國民黨統治區,當局加強了特務統治,捕殺共產黨員,迫害進步人士,鎮壓抗日民主活動,環境更加險惡。
在如此嚴峻形勢下,南方局審時度勢,在繼續維護國共合作的同時,領導國統區黨組織大力加強自身建設,將黨的全部工作轉到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軌道,開展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發展壯大了進步力量,爭取了廣大中間力量,孤立了反共頑固勢力,從而配合根據地軍民的斗爭度過了最困難時期,多方面開拓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嶄新局面。這是南方局歷史中最為艱苦、最具特色、最見精神,取得了輝煌成就的時期。
據中共中央關於“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周恩來在南方局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沉機觀變,把西南的黨組織建設得更加堅強更能戰斗。為此國統區各級地下黨組織和所有中共黨員必須做到“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這成為南方局所屬黨組織建設的基本指針。根據這一部署,南方局青年、婦女、經濟組先后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建立“據點”。這是一種沒有統一名稱,沒有固定形式的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成為隱蔽時期黨在國統區開展青年工作和群眾工作的重要的特殊的形式,發揮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