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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說：“挂特約記者。文章的素材主要是來自記錄稿。記錄稿主要是你完成的。你在文章上挂個名比較合理。”
我覺得老區處事很慎重，考慮很周到，但也聽得出，他主要還是擔心文章發表以后的責任問題。我說：“記錄稿雖然是我和陳錫添一起整理，但文章是陳錫添一個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沒有必要了。”講完，我又笑著說：“老區，恐怕你們還是擔心將來的責任問題吧。文章發出去如果真的有問題，我是會負責任的。因為從哪個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責任。再說，現在黨內黨外都開明多了，像過去張志新那樣被抓去坐牢、甚至殺頭，是不會的。最多是‘雙開’。要真的被‘雙開’，那就回家種紅薯嘛。”
老區在電話裡也笑了起來，說：“好吧。那我們就自己定了。”
第二天即3月26日，《深圳特區報》以最顯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發表了本報記者陳錫添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很大轟動。當天下午，《羊城晚報》全文轉載。第二天，內地有一些地方報紙也轉載。香港的媒體反應比較熱烈，有的對《深圳特區報》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全文轉載，有的則摘登或編發消息。
長篇通訊發表之后，我們大家心裡都清楚，決定《深圳特區報》的命運、乃至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委命運的，是北京中南海的態度。由於當時《深圳特區報》在北京的發行量還不大，而且一般要一兩天后才能通過郵局渠道送報。所以，通訊發表后，頭兩天我們無論是從深圳駐京的記者，還是通過在北京開會的市委、市政府領導，都無法聽到北京中南海對《深圳特區報》的長篇通訊有什麼特別的反映。幾天以后，我才聽到出席全國兩會的代表反應很熱烈，議論紛紛，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聲叫好，有的人則四處找《深圳特區報》。
可是，已經過了幾天，我們主動打聽，還是不見中央主管部門、乃至中央領導對《深圳特區報》關於鄧小平視察深圳特區的長篇通訊有什麼反應，連電話批評也沒有。
反常的“平靜”，經常是最可怕的時刻。這真有點像大海上強台風到達之前風平浪靜、晴空萬裡的情景。不熟悉大海習性的人會覺得心安理得，喜形於色。尤其是這個時候海上的微生物特別多，大群小魚抓緊覓食，大魚又追趕小魚吃。一些貪心的漁民往往追求滿載而歸，再下兩網，殊不知，強台風一到，人財兩空，葬身大海。而慣於在大海航行者，一遇到這種“平靜”，內心總是忐忑不安，甚至心驚肉跳。因為，大海上的這種“平靜”時間越長，往往預示著一場更難以抗拒的大風暴即將來臨，必須及早做好應對准備。
我大學畢業之后，1968年被分配到海南島的一家大企業“接受再教育”，曾經在大海上闖蕩過幾年，對大海的反常“平靜”有過真實的親身體會，年近半百的人生道路上也經歷過不少曲折。當時，我不能不在心裡為這種“平靜”的后果作最壞的打算：看來，我們真的得做好被“雙開”、甚至受到更嚴厲處置的准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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