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鄧小平南方談話真情實錄》，人民出版社，吳鬆營著
第二十二章 令人焦慮的“平靜”
從1992年2月中下旬開始，全國的政治氣氛和輿論導向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從政治上的“姓社”、“姓資”討論，轉到如何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從經濟上的三年整頓，到如何引進市場機制，加快發展。連上海、北京的報紙也都轉載廣東報刊的相關報道，或發表自己的文章，大講要擴大開放、深化改革。
在新形勢鼓舞下，我們深圳宣傳新聞戰線的同志們宣傳鄧小平重要講話精神的責任感和願望更加強烈。處於新聞第一線的報社同仁，更加熱情高漲，躍躍欲試。3月12日，《深圳特區報》編發了一個半版由記者江式高攝制的鄧小平1月視察深圳的獨家照片。香港的《紫荊》雜志經請示北京主管部門同意，向《深圳特區報》要這些真實、生動的獨家照片，在“3月號”上大篇幅地刊登出來。同一天，《深圳商報》開始發表闡述鄧小平在深圳重要談話精神的系列評論“八論敢闖”。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開了全市外宣工作會議。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市委副書記厲有為，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楊廣慧在講話中，都強調要繼續做好鄧小平在深圳重要談話精神的宣傳報道工作。之后，市委宣傳部在楊廣慧的帶領下，開始籌劃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長篇報道，以及出版鄧小平在深圳的影視紀錄片和專題書籍。幾方面工作都分工由我具體抓緊落實。
當時，我心裡最著急和想做的是長篇通訊報道，因為它真實、生動、直接，影響力大。我首先找《深圳特區報》社長區匯文商量，確定長篇通訊繼續由陳錫添來完成，因為他科班出身，文筆好，又同我一起做記錄，情況熟悉。然后由老區去向陳錫添明確布置任務。
接下來，我最擔心的是長篇通訊的報道尺度的問題。新聞素材很豐富，但是鄧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談話中哪些上通訊、上到什麼程度？再就是什麼時機發表？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可不比評論文章可以寓意、引申和發揮，還可以不直接說出鄧小平的名字和引用他的原話。“猴年新春八評”裡幾乎不直接提“鄧小平”。而發表鄧小平視察深圳的通訊報道，就必定要直接引用老人家的話，報道當時的事實。我在黨委宣傳部門工作多年，深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新聞報道，不是哪家地方報紙可以搶先發稿的。搶發了，又不准確，沒有把握好分寸，那追究起來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正在思慮之際，內部消息說中央轉發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要點的中央（1992）2號文件已經出來，只是在相當高一級的領導干部中傳達、學習。經過多方努力爭取，3月22日（星期日），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干部專門從北京回來，帶了一份中央2號文件的復印件。我如獲至寶，馬上認真學習、消化，然后送給楊部長看，同時向他匯報自己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將文件交給《深圳特區報》社長區匯文，告訴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握好長篇通訊的尺度，同時文件要絕對保密，不能傳第二個人。老區原在省委機關報工作多年，當時既充滿新聞激情，也深知“黨報”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由於有了那份重要文件作尺度參照，他一再高興地說：“好，好。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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