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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胸襟 統戰見成效
耕濤同志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統戰工作的成績也是有口皆碑。總結他做統戰工作的經驗，一是堅持黨性原則，二是堅持實事求是。這二者的核心是以坦誠相待，表裡如一為原則。
在最艱苦的抗戰時期，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並在解放區實行“三三制”政權。地委和專員公署所在地的易縣，有一位開明士紳盧某，系清朝舉人，在當地很有影響，耕濤同志作為負責統戰工作的專署專員，毫不猶豫地安排他為邊區參議會議員。還安排當地的一位名醫任分區衛生部副部長。他們在黨的教育下，覺悟提高很快，不久后加入了共產黨，抗日期間做了許多有益於人民的事情。淶源縣有個大地主盧某，在當地勢力很大，他支持抗日斗爭，邊區政府把他列為統戰對象。他經常到專署找專員李耕濤談話，李專員借機宣傳共產黨統一抗戰的政策。不久后邊區政府實行“二五”減租，盧某不放心，把思想顧慮講了出來。李專員耐心開導他：“既抗日，就要減租。不減租,群眾發動不起來，抗日就沒有力量。自己的小局要服從抗日的大局。”盧某認為專員的態度實在、真誠，於是主動減租，為當地推行“二五”減租帶了個好頭。
1949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決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工作的重心從鄉村轉到城市，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為充實對天津這座工商大城市的領導力量，同年6月，黃敬市長點名把耕濤同志調到天津，負責全市的財經工作，不久后升任副市長、市長兼市委書記處書記。
天津是共產黨在關內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除要做好接收工作外，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爭取、團結、教育工作也很重要，工作做得好壞，對今后解放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重大影響。耕濤同志在與民族工商業者打交道的過程中，既堅持黨性原則，堅定共產黨員的立場，又以誠相待，決不摻雜個人因素。民族工商業者畢鳴岐，自打耕濤同志調入天津工作，思想上、生產上他都曾得到耕濤同志真誠關心和幫助，他對耕濤同志從心裡感激，總希望能有表示的機會。1949年10月，意大利參議員、意共中央委員斯巴諾由京乘車抵津訪問，黃敬、李耕濤、劉秀峰、黃鬆齡等天津市主要領導人赴車站歡迎。在市政府舉行的招待晚宴上，畢鳴岐見李耕濤竟然連件像樣的禮服都沒有，他對共產黨高級干部生活如此簡朴，除了敬佩，還產生了幾分感慨。此后不久他從美國、香港公干歸來，通過耕濤同志的秘書，送給耕濤同志一身衣料，以備接見外賓時穿。耕濤同志堅決予以制止。他推心置腹地對畢鳴岐說，我是按照黨的政策做工作，這不是我們私人間的事。你送東西給我，不是把黨的事業變成我個人的私事了嗎？畢鳴岐深為感動，從靈魂深處加深了對共產黨的理解，行動上更加靠攏共產黨，后來他當選為副市長。
克己奉公 以身作表率
耕濤同志剛到天津工作時，新中國尚未建立，解放戰爭還在繼續，政府接收的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面臨的困難十分嚴峻。那時的財經委員會，領導全市的工業、商業、財政、稅務、金融、城建等多條戰線，稱得上是天津的半邊天。這樣的工商業大城市百廢待興，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都需要及時解決。在嚴峻的困難面前，耕濤同志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經常是通宵達旦地工作。
從戰爭到和平，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到新民主主義以至社會主義經濟，在這樣一個歷史性轉折的形勢下,耕濤同志認真貫徹黨中央提出的“四面八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總方針指導下，高度重視在國有企業內部進行民主改革，在私營企業內部協調勞資關系，從而調動了公私企業干部、職工的積極性。從宏觀方面統一財經，穩定物價成為那時恢復、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的首要前提。耕濤同志明確提出，財委的中心任務是狠抓穩定市場物價，調節與聯系公私工商企業的生產經營與發展、安排好進出口、統一稅收標准、改進生產制度和救濟失業以及開展節約運動等一系列問題。他鼓勵政府部門的干部到下面了解實際情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照顧好基本群眾的利益。1949年10月，天津市場的棉布售價出現波動，基本群眾的生活受到影響。耕濤同志親自到一些棉紡廠搞調查，計算棉布生產的成本，結論是每匹棉布成本合棉23斤，每件紗合棉610斤，按此標准計算紗布成本加利潤的合理價格，在原料的分配供給上優先照顧生產廠的急需，採取政府定點加工的方式，一方面果斷採取緊急措施，確保棉布生產，一方面在全市設立六十多個紗布代銷店，由政府統購、限價出售，既安定了人民生活，又穩定了生產。市民群眾反映說：“從前的棉布買賣，私商得了利，現在政府開零售店直接供給群眾，市民得到了實惠。”
這一事例堅定了耕濤同志的指導思想：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大的要統，小的要放﹔大的要管，小的要活，前提是安定人民生活。從宏觀方面統一財經，穩定物價。市場物價不穩定，不利於生產和生活。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央要求各地政府為支援全國解放，必須保証軍需的財政開支。1950年1月，財政部發行勝利公債，在全國開展認購公債的愛國運動。1月15日，天津市召開第二屆各界代表會議，通過了推銷公債的議案，推舉財委副主任李耕濤兼任推銷委員會主任。耕濤同志把這項光榮而又相當艱巨的任務當作全力以赴的工作重心，當即組織幾千個推銷公債的工作小組，深入到全市各行各業，他在動員會上向人民群眾解釋說：“解放戰爭尚未結束，祖國正處在恢復發展經濟的時期，希望廣大人民群眾響應政府號召，以暫時的個人困難換取將來遠大的幸福。”他首先發動市委的機關干部自報公議認購公債，耕濤同志以身作則，帶頭將個人三個月的津貼費全部購買了公債。領導干部作表率，有效地推動了全市認購公債的愛國行動。據當年《天津日報》報道：全市不僅順利完成了預定的七百三十萬份任務，而且超出三十萬九千零二十二份！
新中國建立前后，天津市的經濟恢復得比較快，在工商企業的接管、財經統一、穩定物價、保障供應、企業的民主改革和技術改革，特別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都創造了許多先進經驗。這些成績的取得，與耕濤同志從實際出發果敢決策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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