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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認識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初期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的原因
南方的主力紅軍相繼撤離蘇區北上后，留下來的各地紅軍游擊隊力薄難支，蘇區范圍日益縮小，以致全部變成游擊區。如何順應革命戰爭形勢的急劇發展變化，實行由蘇區方式到游擊區方式、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成為亟待解決的關系到紅軍游擊隊生死存亡的重大戰略問題。對於這個戰略轉變，有的地區領導人認識早一些，轉變得也較自覺，因而保存下來的力量也就比較多﹔有的則認識較晚，因而顯得被動，損失較大。
造成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初期遭受重大挫折和損失的原因，不少論著分析認為：一是“中央分局在轉變初期，由於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指導思想的束縛，加之對當時的嚴重局勢和整個斗爭形勢估計不足，沒有認識到革命已轉入低潮並採取相應對策，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紅軍的反攻上”﹔二是“沒有從日益惡化的局勢出發，及時地轉變斗爭方式，開展廣泛的靈活的游擊戰爭，而仍然採用大兵團作戰方式，打消耗戰”。〔2〕無疑這一分析是對的，但不全面，也不夠客觀，不能把造成這一挫折的原因簡單地歸咎於“左”傾錯誤仍然影響著一些蘇區和游擊區同志的行動，繼續葬送著中央蘇區。
從主觀上看，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作出南方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北上的決策是高度保密的，連留守的中央分局領導人項英、陳毅等都不甚了解，而下層干部就根本“不了解”，特別是對堅持斗爭的政治上策略路線、軍事上戰略戰術和組織上動員工作的轉變“解釋的不明，布置不好”，這顯然是造成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初期遭受重大挫折和損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陳毅在談到三年游擊戰爭時所說的：“一個政治策略的轉變，如果下面干部不了解是很危險的，這是最大的經驗教訓。”〔3〕
從客觀上看，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意圖是：“包圍根據地是重要的，讓主力走，包圍主力成為次要的。”而當時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對此判斷不明，以致把工作重心都放在撤離上，對留守蘇區堅持斗爭的紅軍游擊隊的轉變工作缺乏足夠重視與合理布置，無疑是造成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初期遭受重大挫折和損失的又一重要原因。
陳毅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中央蘇區在紅軍大部隊在的時候，從中央政府到縣政府、區公所、區鄉蘇維埃全部的政治系統、黨的系統、群眾團體系統，都是健全的。主力部隊在前方作戰，后方進行動員，前后方配合，爭取戰爭的勝利。紅軍走后這個系統就破壞了，每一個鄉，每一個縣，隻能單獨起來與敵人對抗。當時整個蘇區幾百萬民眾，對這形勢就轉不過來，動員工作，突擊工作，后方辦公廳工作做慣了，一下轉到游擊戰爭環境，政治上的策略路線、軍事上戰略戰術、組織生活要立即轉變過來，非常困難。由於轉變工作解釋得不明，布置不好，造成中央蘇區嚴重的損失，其他蘇區能夠保持游擊隊，比如方志敏的游擊區，黃道游擊區，粟裕、葉飛、譚震林等游擊區都保存了，因為他們很早就變成游擊區，敵人不注意。而中央蘇區過去還是一個模范蘇區，是項英直接領導的，在主力撤退以后，就全部淪陷，基本原因就在這裡。〔4〕
可見，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初期遭受重大挫折和損失是不可避免的，是與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疏忽失策分不開的，可以說其主要責任在決策層，而不在執行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隻能說若轉變工作解釋清楚、任務明確、布置妥當，那麼，所遭受的挫折和損失會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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