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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昌浩被捕后，上海各界很快展開了營救包括安昌浩在內的被捕韓僑的活動。
在上海的中國民眾團體聯合會、上海總工會、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中韓抗日大同盟等20余團體曾聯名致電南京國民政府，稱各國政治犯一向受他國保護。
到了5月18日，上海律師工會又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25名朝鮮籍人士，並將其引渡給日軍營一事發表了宣言，說此舉違反國際公例。
因為安昌浩在1922年已經獲得了中國國籍，上海律師工會又向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發函，要求他們向上海法租界當局提出抗議，“以保國權”。
5月下旬，廣州各界也相繼通電反對上海法租界當局引渡安昌浩。
“雖然這場轟轟烈烈的‘援安運動’並沒有讓安昌浩最終獲救，但是上海律師會對法租界當局的抗爭，讓法租界在此之后不得不在類似問題上有所注意。”石源華說。
最終，日本方面也沒有抓到安昌浩與虹口公園爆炸案有牽連的確鑿証據，但又不甘心將其釋放，隻能把他押解到韓國的監獄中關押。
1938年，安昌浩因病獲准保釋出獄，不久患肝硬化去世。
除了金九、尹奉吉、安昌浩這三個“虹口公園爆炸案”的直接相關人，大部分被拘捕的韓僑，在中國各界的聲援和輿論的壓力下，都先后被釋放。
雖然韓國臨時政府因這起爆炸案，不得不逃離上海，把總部挪到杭州，但這次行動的成功，也讓金九和臨時政府開始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青睞。
通過在國民黨中央國際宣傳部任職的韓僑的引薦，1933年的5月，蔣介石在南京親自召見了金九，兩人還照了一張合影。
此后，蔣介石每月固定撥給韓國臨時政府5000元生活費，並且在國民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吸收了不少韓國人，為臨時政府培養軍事人才。
金九也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座上客，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開始正式和國民黨政府建立了聯系，收到固定的各種援助。
“也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對金九的公開支持，讓臨時政府的內部失去了平衡，金九一派牢牢控制了臨時政府的領導權，朝鮮共產黨的力量受到排擠，有些黨員便轉赴江西蘇區和延安。”沐濤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虹口公園爆炸案’對中、日、韓三國歷史發展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尹奉吉犧牲8年以后，1941年1月，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陝西桐峪舉行的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成立大會上，中、朝兩國與會的全體同志為尹奉吉致哀。
到今天為止，上海馬當路的韓國臨時政府舊址，仍然是幾乎每個來上海旅游的韓國人必到之處，而“虹口公園爆炸案”，正是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時期最轟動的一個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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