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真正的幕后
淞滬戰爭結束后的某日，曾在上海的日用品工廠做工，后來改在虹口菜市場賣菜的尹奉吉敲開了金九的家門。
“尹奉吉最初是為了做大事而來上海的，所以挑著菜擔子在虹口來來去去等著機會到來。現在淞滬戰爭也結束了，嗟嘆求一死之地之難，因此來找我，問有沒有像東京事件一樣的計劃。我回答他說，‘有志者事竟成，你放心吧，我正為尋找像你這樣的人而苦悶呢！’”
金九又說，“日寇在這次上海事件中獲勝，正趾高氣揚、耀武揚威呢！4月29日他們將在虹口公園內舉行盛大的集會慶祝天長節，你這次去完成一個大任務如何？”
尹君欣然答應，“我完全聽您的吩咐，現在已下定決心，請趕快准備吧。”
金九在《白凡逸志》裡這樣回憶了他和尹奉吉初見的情景和整個“虹口公園爆炸案”計劃的起因。
在他的敘述裡，絲毫未見其他在滬勢力的幫助和參與。
“關於金九為什麼要組織這起爆炸案，各家說法不一，現在主要有兩個版本。”沐濤說。
一是中韓合作說。石源華和沐濤等中國研究者大多傾向於這個版本。
從國民黨當時的內部形勢來看，淞滬抗戰爆發時，正是“寧粵分裂”剛剛結束之時。粵方，陳銘樞出任京滬衛戍區司令。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都是陳銘樞的舊部。
無疑，他們對導致淞滬抗戰失敗的蔣介石安內攘外的政策，十分不滿。
雖然蔡廷鍇在后來出版的自傳中對“虹口公園爆炸案”隻字未提，但是他在記載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范志陸來密談的細節時，依稀提到了一些相關內容。
范志陸說：“現在我們又有了一個最好辦法，如能成功，收效甚大。”
蔡廷鍇問有何辦法，范志陸回答：“敵方有革命黨，聯合高麗革命黨向我們接洽，待敵方開某會之時，乃以炸彈對付。”
蔡廷鍇囑咐：“如果系間接辦理，不成問題，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會弄成國際交涉。”
從這段對話，可以推測，蔡廷鍇至少是事先了解“虹口公園爆炸案”計劃的。
“陳、蔣、蔡三人秘密商量后，決定在1932年4月29日趁著日寇在虹口公園舉行‘祝捷大會’時，制造爆炸，把日本海陸軍高級將領一網打盡。”沐濤說。
此時，這個謎案中的一個爭議人物出現了，他就是上海的暗殺大王、有“民國第一殺手”之稱的王亞樵。
石源華認為，因為當時正是中日兩方停戰會談之際，爆炸的事情必須做在暗處，所以陳銘樞找到了王亞樵，希望由他派人實施。
因為祝捷大會不允許中國人參加，參加者隻能是日本人和在滬韓僑，王亞樵領導的“鐵血鋤奸團”沒法派上用場，所以王亞樵就利用自己的私人關系找到在上海的安昌浩，安昌浩又出面請在上海已經組織起“韓人愛國團”這個暗殺組織的金九具體實施。
“中國的軍方籌集了4萬元軍費，通過王亞樵轉由安昌浩交給金九，作為這次行動的活動經費和善后經費，其中的2萬元用來制造炸藥，剩下的2萬元作為撫恤金轉給了尹奉吉的家人，但是這個細節沒有特別鑿實的史料來支撐。”石源華說。
而沐濤則認為，王亞樵可能壓根兒就沒有參與這件事。
1983年王亞樵的弟弟王述樵發表了《王亞樵生平活動紀略》，首次提出十九路軍、王亞樵和韓方共同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的說法，其中說，王亞樵讓王述樵在靜安寺路滄州飯店密約安昌浩，商量行動計劃。但是沐濤認為，王述樵的論述有諸多漏洞。
“此后，在上海又有一個老先生曾自稱是王亞樵的手下，說王亞樵曾參與了虹口公園爆炸案，但是我們再去拜訪他的時候，他又說不出細節來。”沐濤說。
不論王亞樵是否參與了虹口公園爆炸案的策劃過程，十九路軍和韓國革命黨的秘密合謀，似乎不無依據。
第二種說法，是韓國學者比較傾向的，就是金九獨立負責說，而最有力，也是唯一的史料就是金九的自傳《白凡逸志》。
事實上，在虹口公園爆炸案之前，金九和他的“韓人愛國團”，還沒有任何一次成功的暗殺記錄。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也是金九和整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人員、經費上最困難的時期。
“當時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的獨立運動正處在低潮時期，許多革命者都被逮捕，也有一批意志薄弱的人干脆撒手不干回了韓國，或者為了生計各奔前程。本來有千余名獨立運動者，到了1932年前后，就剩下了幾十人。而且因為韓國國內的反日斗爭在國內影響不大，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也失去了穩定的經濟來源。”
在這種狀態下，金九的思路是，不能正面軍事襲擊，搞搞暗殺也能振一下士氣，因此，他成立了以暗殺為主要目的的“韓人愛國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