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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爆炸后，日軍“淞滬戰役祝捷大會”檢閱台的情景。供圖/FOTOE
金九與尹奉吉合影。
尹奉吉送給金九的懷表。
“另外，金九一直希望得到國民黨的支持，但是因為他們的影響太小，所以國民黨高層沒有通過官方渠道跟他們打過交道。金九也希望借助這次爆炸案在國民黨內得到一定的認可，由此獲得更多軍事、經濟上的資助。”
雖然，到現在為止，十九路軍是否參與策劃了這起爆炸案，仍沒有特別詳實的史料作為旁証，但有一點是各方都認同的：在當時那種錯綜復雜的環境下，這個暗殺計劃如果成功，對十九路軍和韓國臨時政府來說，都是絕對的好事。
“尤其是對韓國方面來說，這個計劃成功與否，對韓國革命者在中國的復國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機遇和轉折。”石源華說。
而金九最終選擇尹奉吉來擔此重任，主要有幾點考慮：一、根據他的觀察，尹奉吉確是一心報國，不是貪生怕死之人﹔二、尹奉吉來上海的時間尚短，不容易被人懷疑﹔三、尹奉吉在虹口公園附近賣菜時認識了不少日本憲兵，可以利用這些人作為行動中的掩護。
於是，便有了金九與尹奉吉在寓所會面的那一幕。
兩枚炸彈
得到了資金，又找到了合適的人，金九開始設計爆炸案的細節。
其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如何把炸藥安全地帶進會場。
當時，日方的報紙《上海日日新聞》上刊登，凡是參加天長節慶祝的人都要攜帶午餐飯盒一個、水壺一隻、太陽旗一面。
金九在自傳裡寫道，看了這個新聞，他馬上到西門路拜訪了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與上海兵工廠廠長聯系，制造像日本人攜帶的水壺和飯盒形的炸彈，還要在3天之內送過來。
根據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邵雍的研究，事實上，1932年4月，上海兵工廠控制在十九路軍手中，王雄既是韓國獨立黨黨員，又是上海兵工廠的中校兵器主任兼十九路軍的后方情報局長。
“這就是在韓國臨時政府中身居要職的金九為什麼要屈尊拜訪王雄的原因。”邵雍分析。
不知出於何種考慮，金九並沒有在自傳中交待這段背景。
王雄從兵工廠回來后就對金九說：“你要親自到兵工廠去一趟。”
第二天，金九就去了設在江南造船廠裡的兵工廠。
“廠子的規模不大，主要是修理大炮、步槍。他們讓我看在王伯修技師指導下制造的水壺和飯盒形炸彈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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