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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寫信給在法國的畫家高醇芳：“約蘭達二十歲，正在這裡上芭蕾舞學校。詹尼特十八歲，進了外國語學院學英語。她們的父母都在上海。父親已癱瘓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顧她們。你會發現她們很有趣。也許有一天你會回來，教她們繪畫。她們會喜歡你的！”
1978年2月，宋慶齡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次當選為副委員長。終究是上了年紀，那些長時間的會議，使她感到精疲力竭。盡管如此，她卻感到，“所幸的是我有詹尼特用她那強壯的胳膊攙扶我走過那些長得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去參加連日連夜的大會和小組會。”“年長的代表們都坐輪椅。但我堅決不坐，讓一個年輕姑娘詹尼特（我的“被保護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攙著我。她很機靈，隻要一見有攝影記者在給我們拍照，她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這樣看起來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沒有人攙扶！”宋慶齡對永潔的精心照顧十分滿意，甚至是有些得意了。
然而，周圍朋友和工作人員對隋氏姐妹的不滿情緒卻在不斷增長。年輕人朋友多、電話多，違反常規的舉動也屢屢出現。這些反映使一向注重自身形象的宋慶齡無法忍受。她氣惱地說：“我現在要像一隻老母雞看小雞似的成天看著她。我真希望有個合適的人來解除我這個包袱！成天的電話，不是打進來就是打出去，大家都頭疼極了。也許我老發荨麻疹就是被她氣出來的！”“在北京飯店的美發廳裡閑聊時，一個朋友責怪我沒有把約蘭達教育好。……確實，我管不了她的行動和她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樣子。”
宋慶齡的老朋友戴愛蓮說：有一次，宋慶齡對我說：“約蘭達要買鞋，我給了她錢。可她沒有買鞋，卻買回了一個很大的洋娃娃。還有的時候，我教她做人、做事的道理，她卻裝做沒聽見！她還經常給我的司機點‘小恩小惠’，目的是為了能搭他的車出門！”
1979年1月，在寫給秘書杜述周的信中，宋慶齡說：“關於永清的情況，我聽到了很高興，因為我日夜在擔心她，怕她又去做違反紀律的事！希望她繼續下去好好工作！”言語中頗有一些給人添了麻煩、心懷歉意的味道。
雖然有很多煩惱，但對這對姐妹，宋慶齡到底是充滿溫情的。正像戴愛蓮形容的那樣：“她將她們從小帶大，情同骨肉。”1979年3月，她不得不匆匆結束給德國友人王安娜的信。這位整整86周歲的老人給出的理由居然是：“得照料我的兩個女孩子永清和永潔了。”她得意地說：“你到我家來一定要見見他們倆。她們長得很高，很可愛。”
在“文革”以后的“出國熱”中，已經轉行到電影制片廠的永清，受到一個日本電影公司的邀請。她很高興，馬上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宋慶齡。宋慶齡聽完就怔住了，停了一會兒才說：“好！為了你的前途，應該去……”她點著一支煙，吸了起來，眼裡也沒有了光彩。此后的幾天，她顯得有些六神無主。經常拿錯東西，叫錯人……看到這種情況，永清決定不去日本了。宋慶齡卻又說：“你要想好呵！這可是大事情。機會丟掉了，想找就找不回來了！……”但顯然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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