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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策劃
1945年10月，國民黨特務就開始了暗殺李兆麟的罪惡活動。10月、11月，偽滿江上軍（負責鬆花江水上防務）上尉閻鐘章兩次探悉李兆麟將外出參加宴會，試圖以投毒和綁架方式下手，后因宴會取消而未遂。12月8日，張渤生再次收到李兆麟外出活動的情報，親率閻鐘章埋伏於中蘇友協右側的水道街（今兆麟街），將體態相貌與李兆麟相似的共產黨員、哈爾濱日報社總務部長李鈞槍殺。
在此期間，張渤生先后主持制定了6套暗殺方案。他們針對李兆麟喜歡步行的特點，擬在路上尋機暗殺。但在李鈞被害后，中共哈爾濱市委立即決定為李兆麟配備專車，凡出門時必乘汽車，第一暗殺方案破產。隨后，特務們又策劃偵查李兆麟所乘汽車的行動路線，企圖制造“交通事故”，又因李兆麟行車路線不斷改變，特務們無所適從，第二方案也成泡影。此后，敵特將重點轉向闖入中蘇友協直接動手，並具體制定3套方案：一是派遣特務打入中蘇友協伺機行刺﹔二是由特務何士英、劉希賢重金收買土匪，令其闖入中蘇友協后，採用放火、爆炸、槍殺等方式謀害李兆麟﹔三是派遣被李兆麟處決的抗聯叛徒之子、特務葛新民闖入中蘇友協下手。但因中蘇友協防范嚴密而均告失敗。
這時，特務們的諸多方案中隻剩一種，就是抓住李兆麟經常參加各種公開集會和社交活動的機會，混入其中下手。有一次，特務偵知李兆麟將在道裡馬迭爾飯店劇場集會上講話，即令特務劉文升混入會場，擬在報告結束時突然拉下電閘，趁亂行刺，但等劉文升拉下電閘時，李兆麟已離開會場。此后，特務們又搞到兩次由李兆麟主持的內部會議的情報，但這兩次會議一次變換地點，一次提前召開，特務們又空忙一場。最后，特務們甚至想乘李兆麟參加“接收大員”舉行的各種會議或宴會時動手，終因擔心誤傷“接收大員”而未成。
陰謀一再破產，特務們人心渙散、互相埋怨推諉。為此，張渤生決定返回重慶向戴笠匯報工作，同時將竊得的大量中共和蘇軍的情報上交軍統。這時，蘇軍已從對國民黨特務一系列反蘇行動的偵查中得知張渤生的真實身份，遂於1945年12月在哈爾濱將其逮捕，給予“濱江本組”以沉重打擊。
1945年12月，戴笠的另一親信余秀豪被派到哈爾濱，以市公安局長的身份主持哈爾濱和整個北滿的軍統特務活動。余秀豪曾師從美國“警察專業化之父”奧古斯特·渦孟，獲得警察行政博士學位，回國后進入浙江警察學校。在余秀豪主持工作期間，浙江警校曾被樹立為“全國典范”。抗戰期間，余秀豪於1943年參與起草了《中華民國違警罰法》，並任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第五訓練班教務長。當時與其同為軍統少將的，僅戴笠、鄭介民、毛人鳳、徐遠舉、周養浩、沈醉等寥寥數人。總之，與張渤生相比，余秀豪干特務暗殺活動更加訓練有素，是個極為危險的敵人。
自1946年初起，謀害李兆麟的罪惡活動，在余秀豪主持下繼續進行。他重新審查張渤生主持制定的幾套暗殺方案，一再指示特務：“考慮干掉李兆麟的行動方案，一是要利用他與我們國民黨斗爭還不太熟悉情況﹔二是利用他重感情，講情誼﹔三是利用他豪爽、熱情、心直膽大，啥都不在乎等特點。”“干掉李兆麟，絕不是一件殺了人就了事的事，還必須干得人不知鬼不覺，無論如何也不能把火引到國民黨身上來。”這時，國民黨特務已經偵悉李兆麟即將離開哈爾濱，越發加緊實施暗殺方案的步伐，叫囂：“不能讓李兆麟走掉，一定要把他勾了！”
政協會議結束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李兆麟以主要精力負責中共在哈爾濱的“國大”宣傳和代表選舉工作。他多次代表中共哈爾濱市委和中蘇友協與國民黨“接收大員”交涉，要求他們遵從哈爾濱民意。針對這一狀況，余秀豪等經過精心策劃，決定以國民黨政府要員邀請李兆麟談判“國大”代表問題的名義實行誘殺。鑒於國民黨鬆江省政府主席關吉玉與李兆麟同為遼陽人、其手下人員中有人曾在九一八事變后與李兆麟在北平救國會共事、李兆麟又曾任蘇軍軍管時期的副省長等因素，最終確定以關吉玉的名義行騙。考慮到不能在關吉玉辦公室動手，余秀豪決定另選行凶地點。后經閻鐘章推薦，決定選用水道街9號孫海鏡住宅，此地原是偽滿“鬆浦洋行”，后一度改做書店，在孫海鏡居住期間被張渤生用做聯絡點。
特務們還制定了新的謀殺方案，特務南守善向何士英獻計：“李兆麟正在中年，身強力壯，槍法很准，面對面地干，恐怕不是他的對手。我是醫生，懂得‘藥’的作用，如果先把氰化鉀（氰酸鉀鋰）放在茶水裡讓李兆麟喝下，再下手殺害，恐他有三頭六臂也難逃一個‘死’字。”何士英聞言大喜，即撥款令南購置配備毒藥。同時，劉希賢又以江北鬆浦派出所所長的公開身份，以40萬元的高價收買了土匪高慶三（一說高慶山，匪號鎮北）、孟慶雲直接行凶。為逃避罪責，他們還制定了3套應急方案，其一是毀尸滅跡，擬在行凶后由特務閻力維分尸，將尸塊裝入麻袋，由劉希賢著警服掩護高慶三將尸體扔進鬆花江冰窟。其二為大肆散布“桃色新聞”，混淆視聽，為此何士英早在行凶前就擬定了文稿。其三為拋出直接行凶的土匪當替罪羊。如此緊鑼密鼓的籌劃，特務們還憂恐不周，舉行預演。
對敵人的暗殺陰謀，李兆麟早已有察覺，曾當面質問余秀豪：“聽說有人要暗殺我，我李某抗日十四年，對國家對人民有什麼罪過？是人就把事情說到當面，干個公開，在背后鬼鬼祟祟搞陰謀算個什麼東西！”中共中央、東北局、北滿分局和中共哈爾濱市委對李兆麟的安全也十分關心，並最終決定將他調離哈爾濱去東北局工作。在李克農領導下，中共情報系統曾多方偵查敵人暗殺李兆麟的陰謀，並將情況及時通報有關方面。李立三、馮仲雲等也一再提醒李兆麟注意安全、加強防范。但李兆麟始終以黨和革命大局為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繼續在虎狼環伺的險境中戰斗。他曾對中共哈爾濱市委常委毛誠說：“如果我的鮮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喚起人民的覺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李兆麟犧牲后，他的戰友每當回憶及此，無不感到悲痛和惋惜。1946年7月，李立三在哈爾濱一次會議上談起李兆麟時，仍為“如果我當時堅決要他走，他也許就不會遇難了”而感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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