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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林在水道街9號沒有找到李兆麟，立即返回中蘇友協匯報，然后又和幾位同志尋找，仍無結果，大家的心情更加緊張，迅速向市委匯報情況，時任哈爾濱市委書記的鐘子雲立即部署緊急查詢，請蘇軍協助尋找，並以友協名義要求余秀豪在3日內對李兆麟下落有明確交代。當晚11時，蘇軍將水道街一帶包圍戒嚴，全面搜查，雖因停電而暫時中止，但也挫敗了閻鐘章等匪徒第二次毀尸滅跡的計劃。
3月10日一早，蘇軍對水道街進一步嚴密搜查。此時，李兆麟的失蹤已為全市矚目，余秀豪怕陰謀敗露，與何士英全力籌劃掩蓋罪行，決定暫時穩住孟慶雲，必要時讓其充當替罪羊，轉告其他凶犯：“第一，要隱藏好﹔第二，藏不住就逃出哈爾濱﹔第三，實在不行就自裁，誰要暴露了機密禍及全家。”並給凶犯們送去3.5萬元蘇軍軍票做外逃路費。在余秀豪和國民黨哈爾濱市警察局的掩護下，絕大部分劊子手逃離哈爾濱。
在一番周密安排后，余秀豪為敷衍各方，於10日下午派出警察參加搜查。當時打入國民黨哈爾濱市警察局任督察長的中共地下黨員馬亮參加了搜查，並在群眾的幫助下，最終發現了李兆麟的遺體。時任中蘇友協機關報北光日報社社長馬英林記述道：
這次是在前兩次搜查的基礎上，從9號樓的一樓開始，逐房間搜查，查遍了一層樓也沒有發現任何蹤跡。剛踏上二層樓，馬亮發現東北角臨水道街和東10道街拐角處有個房間緊閉著，門上著鎖。帶路的派出所警察說那是一個存放亂東西的倉庫，沒人住。馬亮說，就是沒人住，也要進去查一查。說著，他走到門口仔細觀察，發現門的把手上並無半點灰塵。這說明門不久前有人開動過，馬亮想到這兒，便對帶路的警察說：“這是什麼人的房子？”那個警察在馬亮的追問下，有點緊張，支支吾吾地說：“‘事變’（指日寇投降）以后居民經常變動，不清楚現在是誰家的。”這時，一直跟隨在后邊的更夫老人，用眼神和下頜向門內示意。馬亮心裡會意，便大聲呼喊找鑰匙開門，更夫說：“不知房主，沒有鑰匙。”馬亮就爬上門去，用磚頭砸開門的“上亮子”（即天窗——引者注），探身從裡面把暗鎖打開，大家涌進了房間。
馬亮進門沿著過道往裡走，經過廚房是一個較大的客廳，裡面擺著一張小圓桌，周圍東倒西歪地擺著三把凳子，桌上有大小兩隻暖水瓶和兩隻茶杯，客室的北面有門，再往裡走便是臥室。打開臥室的門，一股腥氣扑鼻而來。馬亮一眼就看見床下露出一雙穿著皮鞋的腳。馬亮、宋蘭韻（時為中蘇友協翻譯——引者注）立即動手把床抬開，隻見地板上橫著一具尸體，頭朝裡，腳沖外，身上蓋著一件大衣。揭開大衣，尸體上還圍著一床線毯，上面沾滿了血污。打開線毯一看，正是兆麟同志的遺體。隻見兆麟同志兩眼圓睜，咬牙切齒，穿在身上的干部服，已成了血衣，解開上衣，胸部負刀傷七處，其中致命的一刀，正中心臟，貫穿后背，慘不忍睹。馬亮同志強壓住心頭的悲憤，命令有關人員嚴密監視現場，然后，立即去市委詳細匯報，就這樣發現了尸體，挫敗了敵人消尸滅跡的陰謀。
李兆麟的被害引起哈爾濱全市甚至全國的強烈反響，國民黨反動派為推卸罪責，一方面借悼念之機上演了幾幕老鼠哭貓的丑劇，同時以油印小報等方式，大肆散布“桃色新聞”、“內訌”等謠言，並於3月18日將孟慶雲逮捕，在其按事先編造的所謂對李兆麟在抗聯殺土匪進行“私人報復”的假口供“受審”后，誘騙孟慶雲吃下注射有慢性毒藥的包子，然后將他交給蘇軍，以求滅口而又不被發覺。果然，孟被蘇軍押往蘇聯后不久即毒發身亡。
經過大量調查取証后，陳雲於1946年3月13日就李兆麟被害致電北滿分局各省工委，電報寫道：“李兆麟同志於本月九日下午四時許，被騙至哈市道裡水道街九號樓上被刺殺。李同志系三時半離市委駐地，說是應國民黨鬆江省關主席之約請談國大代表問題（未說會面地址）。到中蘇友好協會后，稍坐數分鐘，即雲到水道街與他見面，三十分鐘即回來（此時未說去會何人）。約十分鐘即派人去找，見該門窗上鎖。次日經搜查后，始在樓上屋內發現尸體，背、頭部共有刀傷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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