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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當時，因為“文化大革命”， 廖承志“運交華蓋”，孫平化、蕭向前等也皆以“戴罪之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廖承志一度稱蔣介石為“世伯”，與國民黨高級將領“稱兄道弟”，和眾多民主黨派人士、海外華人華僑、港澳同胞過往甚密，還有無數日本各界朋友……“文化大革命”風暴席卷神州，他自然在劫難逃。廖承志的王大人胡同家門口被貼上了大標語“火燒廖承志”﹔進出客人必須登記﹔派出所和機關“造反派”時常來“光顧”“查戶口”。1966年底，根據周恩來安排，廖承志住進中南海“寫檢查”。1968年夏天，廖承志被“轉移”到養蜂夾道外辦機關繼續“監護”。1969年1月，他又被移至北京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后院平房關押。在舊中國7次坐牢的廖承志幽默地說：“文化大革命”這次算“半次”。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干事少不了好幫手。像廖承志這樣中國最著名的“日本通”，如果不“解放”出來，中日邦交正常化就難以著手展開。因而，周恩來要重新組建恢復對日外交班子，首先就要排除萬難，“解放” 廖承志！
先聞其名：未成曲調先有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曾嘔心瀝血、殫心竭慮地保護了黨和國家的許多優秀干部。其中，“解放”廖承志，可以說是周恩來一手策劃導演、精心“炮制”的“杰作”，極具智慧和喜劇性。周恩來為此連走了三步妙棋。
第一步棋是“未見其人，先聞其名”。
1971年6月，因探視得嚴重肺炎再次住院的九旬高齡母親何香凝，廖承志回到家裡。周恩來讓秘書通知他，不必再回“隔離審查”的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什麼時候回去等通知。
自1967年7月3日迎候援緬專家劉逸骨灰及外交部信使曹達林、張瑞璉以來，到1971年8月，廖承志在中國政壇銷聲匿跡了4年。1971年8月21日晚21時30分，日本著名政治家、自由民主黨顧問鬆村謙三先生在東京國立第一醫院因病逝世，終年88歲。鬆村先生患病期間，曾收到周恩來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的慰問電。8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郭沫若、廖承志致鬆村謙三家屬唁電，意外出現了沉寂已久的廖承志的名字！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廖承志的名字在時隔4年之后第一次見諸報端，雖說是露“名”未露“面”，但“未成曲調先有情”。絕大多數人沒有想到：這是周恩來一手策劃的整個部署中的第一步！當其時也，郭沫若是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廖承志自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協會成立以來就擔任會長，但是此時他還沒有獲得“解放”，所以沒有“身份”。為了照顧廖承志，郭沫若也免去了“頭銜”。這在以往的報道中是極為鮮見的。
彼時，對廖承志的“隔離審查”剛剛結束不久。據他自述：“已經同以前‘住’的‘別墅’永遠告別，回到家來了”，“但尚未完全解決問題，還需要等待，可是比以前進了一大步了”。當時，廖承志身體多病，據他自述：“我現在心絞痛、早跳都停了，只是腳還有些軟，不能多走路，每天在花園兜兩個圈子，便是我最大限度的活動量了。現還要每一個月到醫院檢查一次到二次，而且要繼續不斷吃那個‘anginin’，連著吃半年。”然而，中日邦交前線一再“告急”，需要得力“大將”。故而周恩來不動聲色地加緊實施有關廖承志的復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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