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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廖承志又看了日本齒輪座劇團在北京舉行的最后一場演出，隨后又先后參加了埃德加·斯諾先生、謝富治的追悼會。
在此前后，周恩來還多次在外交部為廖承志“復出”大造“輿論”。在外交部和各有關部門研究日本問題的會議上，他話裡有話地對外交部軍代表說：“你們怎麼都說不清楚呢？我要給你們請個顧問!”到后來，周恩來再也不是弦外有音，而是直截了當為廖承志仗義執言。曾擔任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日語翻譯的林麗韞當時多次親耳聽到周恩來焦急地問：“廖承志問題做結論了沒有？快點解決他的問題，他是日本通!”“請廖承志當顧問，這些問題就容易搞清楚了!”周恩來大聲疾呼：“現在中日建交工作很緊，我需要廖承志參與工作，你們抓緊工作，把廖承志給解放出來！”“這個是我親耳聽到的，好幾次。在總理的關注、督促下，外交部的軍代表、軍管小組，才把他解放出來。”“是總理將他保護出來的，並安排他任外交部顧問。”
3個月后的4月3日晚上20時，廖承志攜夫人經普椿正式“站出來”工作了！這對伉儷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郭沫若、於立群夫婦一起會見並宴請日本朋友、甲南大學英國文學教授墾信行先生和夫人墾久代。當鄧穎超請客人喝茅台酒時，周恩來說，茅台酒也可叫長征酒。1935年紅軍長征，在貴州茅台鎮要過河時，發現了那裡的酒非常好。周恩來其實是借“茅台”說事，他老人家今兒個高興！“小廖”、“廖公子”完完全全“解放”了！
廖承志終於正式披挂揮戈上場，投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緊張戰斗中去了。廖承志這位中國對日事務的“大將”一“升帳”，眾“金剛”見天之日也就為期不遠了。差不多同時，“九一三”事件發生不久的1971年9月末，周恩來將一些對日工作專家如蕭向前、孫平化陸續從農村“五七”干校調回北京，組建對日外交班子。
在1972年夏季中日邦交正常化攻堅階段，廖承志和另一位日本問題專家張香山成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任命的僅有的兩名外交部顧問。一位當事者這樣回憶：“中日關系處於復交前夕的重要時刻，外交部召集對日工作有關的同志開會。廖公以外交部顧問身份在會上做報告。……他站在講壇上，講形勢，講任務，我們與會者都感到他的心胸開闊，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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