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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廖承志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著名政治家藤山愛一郎曾給予高度評價：“他……鋪平了對日關系上一條廣闊的道路。多虧他這種作風，流水般地導致了兩國邦交的恢復，促進了后來交流的發展。”但不太為人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廖承志被批判，早已靠邊站了。周恩來為了“解放”廖承志，精心策劃，連走三步妙棋。
中日邦交正常化：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從披露的現有資料看，周恩來至遲在1970年末、1971年初就將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上了議事日程。
當時，最牽動周恩來的是要重新組織因“文化大革命”而天各一方的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班子！
據新華社原駐東京特派記者吳學文回憶：“（‘文化大革命’前）黨中央的涉外工作中有個外事小組，由陳毅副總理兼外長任組長、廖承志是副組長。國務院設外事辦公室，由陳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辦公室下設日本組，日本組先后由楊正、王曉雲任組長，組內有幾名工作人員。最初由廖承志召集與日本有關的各部門涉外干部開會，后來日本組起到召集人的作用，會議多在廖副主任主持下召開，傳達、討論、研究、學習對日方針政策、日本形勢……日本組可以通天，可以及時轉達中央領導同志的意圖和意見，所以對有關部門的對日工作具有指導性和權威性。有關計劃多經日本組報國務院外辦或黨中央批准。……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機制，這個機制既能體現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對日工作方針，又富於行動和實踐。從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發揮各部門的對日工作力量。”
當時對日外交中還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剛”之說。“一老”指郭沫若，“二公”即西園寺公一和廖承志，“四大金剛”指廖承志麾下的對日事務專家趙安博、孫平化、蕭向前和王曉雲。
廖承志是周恩來對日事務的“首席助手”、“大管家”和“不管部長”，被譽為中國頭號“知日派”和“中日關系第一人”。還不到50歲，他就被尊為“廖公”。廖承志去世后，吳學文充滿感情地寫道：“廖承志同志是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下的對日工作總負責人。他把對我國外交政策的領會與運用、對日本情況的理解與分析、同日本人士父一輩、子一輩的情誼與交往，三者融貫在一起，在中日關系上發揮著特有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這種作用是他人無法代替的。”
廖承志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何香凝之子，生在東京大久保，由日本乳母帶大，被毛澤東戲稱“寶貝”。1972年9月27日晚間，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臨別時，毛澤東指著廖承志對田中首相說：“他出生在日本，這一次你們把他帶回日本。”“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參加參議院的全國區的選舉，一定能當選。”受到毛澤東感染的田中首相笑著說。日本前首相鈴木善幸也曾說，廖承志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和“周恩來先生一樣熟悉，都是為日中兩國的友好與親善盡力的無與倫比的人物”。
要打好仗，隊伍建設十分重要。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戰”情況表明：周恩來精心設計了兩條與日本的聯系渠道：一條是以姬鵬飛、陸維釗、王曉雲和陳抗為代表的中國外交部部、司、處三級官方外交渠道﹔另一條是以王國權和孫平化、蕭向前為代表的中日友好協會、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及其駐東京聯絡處等民間外交渠道。而樞紐人物就是廖承志。據國務院原副總理、外交部長姬鵬飛回憶：“總理指定我、喬冠華、廖承志、韓念龍等人組成日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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