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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盡管國民黨人同共產國際接觸開始，就懷疑蘇式理論和實踐模式，認其不能運用於中國，從孫中山、蔣介石到國民黨的赴蘇使者，在莫斯科或在中國國內，都高唱三民主義，共產國際對此心知肚明，但囿於其“堅強信念”，一直以為十月革命理論與實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便一方面堅持改造或用“楔子策略”分裂國民黨，另一方面始終希望國民黨遲早會“明白”並接受共產國際道路。但是后者拒絕“明白”，最終也沒有“明白”起來。共產國際的節節退讓便發生在這個爭取與等待的博弈過程中。
第五，至於共產國際來華代表，他們風華年少，有美好願望，在俄國是布爾什維克意義上的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俄國內戰中建樹戰功。他們憑著對美好共產主義的憧憬，表現出高度的熱情，如吳廷康，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大部分成員。然而，這些代表對於共產國際的理論表現出的更多的是因篤信而盲從而熱狂。況且他們沒有人在中國生活過，沒有人會說漢語，想深入了解中國並把蘇俄理論和革命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國，純屬天方夜譚。桔生淮北則為枳，他們遵循的蘇俄模式在遭遇中國形勢時屢屢碰壁。加上他們不可能比中國人更加了解中國的國情，所以往往是幫了倒忙。可嘆的是，這些熱情家中的絕大部分回國后在1937—1938年間的蘇聯肅反中成了“階級敵人”，蒙受冤屈受到殺害，即使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他們的命運畢竟是悲劇性的。
第六，傳統的蘇聯史學把蘇俄暴力革命當成消滅資本主義，縮短社會發展進程，跑步進入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佳道路，自認這是科學社會主義。事實是，對於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踐說“不”的，不僅有第二國際及其追隨者，不僅有當年的部分中國國民黨人，而且有一些中共領導人如陳獨秀。
第七，國民黨領導的人員成分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接受共產國際移植蘇俄模式到中國的做法。老一些的如西山會議派，新起的如蔣介石、汪精衛等，均有豐富的人生閱歷，這個群體的社會或個人背景，使他們在革命道路的選擇上具有自己的鑒別能力。橫空出世的俄國十月革命固然一度使包括孫中山、蔣介石等在內的人感到興奮，但經過考察和研究，特別是目睹實踐情況，他們冷靜下來。他們認為蘇俄道路在中國“扦格不通”。
從孫中山開始，他們不願意在國民黨內、在自己勢力所及的地區制造蘇式階級斗爭，不願意自己亂自己。鮑羅廷據其劃分左中右派的理論概括出的“楔子策略”無從施展。他試圖使用的那個“楔子”，似乎多少起過分裂國民黨隊伍的作用，但是“壯大”了的左派最后也站到共產國際的對立面。嚴格地說，國民黨內，確如孫中山所說，隻有急進派與穩健派之分而已。從這個角度便容易理解，共產國際在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時何以屢屢失手，鮑羅廷的“楔子策略”何以從一開始就遇到反彈，到最后完全失靈。乃至被“選作”依靠或援助對象或左派或革命者的國民黨人，與共產國際的期望值形成了南轅北轍的態勢，共產國際設計的政權結構：以陳炯明為中心統一中國，孫吳聯合政府，孫中山國民黨與馮玉祥聯合政府，國民黨左派與中共的聯合政府等，最后一個也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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