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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度得到援助和支持的人全部成了共產國際的反對者。共產國際一度擔心國民黨會用莫斯科援助來反莫斯科，結果他們不幸言中。到1927年，共產國際輸掉了這一盤棋。難怪美國歷史學家Brabdt Conrad幾十年前就說這是“斯大林在中國的失敗。”至少本書囊括的年代是這樣。
第八，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黨領導人追求的是建立蘇式黨國制度，依蘇俄紅軍模式建立黨軍制度，這在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蔣介石實施的是孫中山“師俄之法”即學蘇俄的“組織”和“方法”，建立起的是一個獨裁政權，並不是什麼先進的政權模式。辛亥革命后出現的的國會，到蔣介石政權確立，連“名”也已經蕩然無存。國民黨的滅亡早就出現了凶兆。后來中共高舉民主、反蔣介石獨裁的旗幟，爭取到廣大人民的擁護，20多年后掌握了政權。
第九，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系方面，無法用“對”或“錯”來界定某歷史事件和人物，隻能冷靜剖析其背景。在這個方面，若要分析斯大林的指示，有一個重要因素必須予以注意，這就是，聯共（布）黨內斯大林派與聯合反對派托洛茨基等人之間的斗爭在中國問題上的反映。胡漢民訪問莫斯科時看到聯共兩派的斗爭，有過不要把中國問題放在共產國際內來搞的想法，事實証明，中國問題確實成了斯大林與反對派斗爭的主要因素之一。反對派就國民黨問題對斯大林的指責有時切中要害：有俄羅斯學者認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得悉馮玉祥與蔣介石聯手之后的“一切決議就又著意於尋求退路和避免再遭反對派的指責，以撫平黨內對其路線的失敗做出的反應。[1927年]6月的最后幾個指令勸中國共產黨尋求退路，不過同時還是重復舊有（土地革命等）的方針，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電報已經為后來莫斯科對武漢政府和中共領導的指責埋下了伏線。”
（摘自李玉貞著《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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