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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請纓抗日
1929年2月24日，何遂主持了黃埔第六期的畢業典禮。一位畢業生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當我們於二月二十六日離校時，何遂代校務和李揚敬教育長親自到校門碼頭和同學們一一握手送行，語重心長，致以良好祝願。船開后，仍站在碼頭上頻頻招手致意。”
1929年3月爆發了蔣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蔣桂戰爭”，蔣介石獲勝。蔣因李濟深支持桂系，耍手段誘李濟深到南京，以“謀反黨國”的罪名，將李軟禁於湯山，並開除了李的國民黨黨籍。李濟深與何遂交好，臨去南京前預感不祥，告別時把一口袋錢塞在何遂手裡，說你留著用，他知道何遂愛花錢而不善理財。此時，蔣介石在南京設立了國民黨中央軍校，繼承黃埔軍校的期別，與黃埔老校同時並存，黃埔軍校的經費日漸緊缺。何遂失去李濟深的就近支持，日子不好過了。至1929年末，軍校又發生了一件令何遂憤怒的事情：部分師生要求鏟除“濟深公園”，何遂反對。何遂認為，這是對著他來的，於是打了一個辭呈，不等回復，帶著家眷走了。
何遂先到南京，帶著長子何旭（何世庸），用汽車裝了一大箱線裝書直闖湯山。警憲攔不住，他見到了李濟深，慰問一番，把舊書留給李解悶。何又到上海接老母，舉家回到北平。他在北平察院胡同29號有一處老宅，前后兩進，院內有假山，有能容數十人開會的廳堂，何遂便在此閑居。何遂的興趣和主要精力都集中於考古，特別熱衷於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他此時與北平圖書館有不少聯系。
1930年春，“蔣、閻、馮中原大戰”山雨欲來。何遂的內兄陳裕時住在他家。陳裕時是辛亥革命中革命黨內主張向袁世凱妥協的實力派軍人，“二次革命”后跑到英國去研究中國國學。袁世凱稱帝，他才回國參加護國戰爭。袁世凱死后，陳皈依佛門，法號圓白。他那時是北平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陳認為“閻錫山有帝王之相”，他與舊友經常聚會，他們是擁閻派，何遂則是傾向蔣介石，而蔣也沒有忘記他。正當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之際，宋美齡的親信邢契莘邀何遂和其在歐洲觀戰時結交的好友徐祖善一同來訪，邢契莘轉達了蔣介石的意思：讓何遂去見馮玉祥，勸說馮玉祥要冷靜，不要和閻錫山搞在一起，在蔣閻對抗中保持中立，是為上策。何遂表示，自己和馮玉祥的關系不算好，可以去見馮，轉達蔣的意思，但不能擔負勸說之責。何遂為此到山西，在太原晉祠會見了馮玉祥，轉達了蔣介石的意思。這年5月，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至10月，閻、馮戰敗。
1931年初，何遂應楊虎城之邀（國民軍時期，何遂任第三軍參謀長兼第四師師長，楊虎城是第三師師長，他們的關系很好），到陝西西安當了第十七路軍的總參議。同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一個月，經蔣介石提名，何遂當了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次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又任命何遂為西京籌備委員會委員。但此時，何遂激於民族義憤正全身心地投入北方抗日救亡活動，他與朱慶瀾將軍一起組建了“遼吉黑抗日義勇軍民眾后援會”，奔走呼號，宣傳抗日，向前線輸送彈藥和慰問品，自己也把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其古物獲償的4萬大洋全部捐獻了。他還主動請纓當駐熱河的第五十五軍軍長（該軍以義勇軍撤至關內部隊為主力）。但他的抗日行動，反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不滿，受到多方掣肘﹔甚至北平的家在大白天遭到多名“黑衣大漢”的搶劫（這時期的情況，可參見《百年潮》2007年第7期《抗戰初何遂與中共高層的交往》）。直至1933年熱河失守后，他才辭去軍職，賣掉北平的房子，於1934年舉家遷往南京。當時國民政府立法院的院長是孫科，孫對何遂相當倚重。何遂從此成為國民政府的一名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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