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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何遂於1928年5月正式就任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代校務”。代校務就是代理校長蔣介石、副校長李濟深主持校務，並不是“教育長”，當時的教育長是李揚敬。為什麼不稱“代理校長”呢？也許和蔣介石喜歡部下稱他為“校長”而因此犯忌的心理有關。何遂此前是個北方軍人，怎麼和蔣介石有了直接聯系？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出任這個職務？
參與“北京政變”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直系愛國軍人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發動了“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迫使在山海關督戰的吳佩孚從海上逃離北方。“北京政變”后成立了“國民軍”，馮玉祥任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岳任國民軍副總司令，分別兼第二軍、第三軍軍長。何遂任第三軍參謀長兼第四師師長，同時任國民軍空軍司令，由北京政府委任為航空署長，被授予空軍中將軍銜。國民軍的臂章上印著“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北京政變”后，馮玉祥立即致電在廣州的孫中山，邀請孫先生北上主政。11月7日，孫中山給包括何遂在內的20多位具名者復電，稱：“前聞諸兄驅逐元惡，為革命進行掃除障礙，已深慶幸。茲悉諸兄更努力建設，期貫徹十余年來未能實現之主義，使革命不至徒勞無功，猶為欣慰。文決日內北上，與諸兄協力圖之。”
何遂生前寫了《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文中寫到他和孫岳在陝西為西進的問題發生爭執。他曾告訴我，他對西進抱有強烈願望，孫岳原本也是下了決心的，但各方干擾太多，孫岳變了卦。他們在西安吵得很凶，最終孫岳變了臉，怒斥道：“敘甫，別再鬧啦！你再鬧，我軍法從事！”何遂氣極了，離開第三軍去日本考察。
孫岳放棄經甘肅西進新疆的計劃回到北京，當了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此時是國民軍最興旺的時候。但國民軍控制北京政權，與國共合作的廣東政府南北呼應，成為全國軍閥勢力的心腹大患。這就促使直系軍閥與奉系軍閥聯合起來對付國民軍。由於軍事節節失利，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孫岳此時健康狀況惡化，難以支撐（后來，孫岳到上海治病，1928年5月病逝，享年50歲），讓李烈鈞把何遂找來，希望何遂替他“辦理軍隊的后事”。何遂不忍推托，在敗局已定的情勢下就任第三軍代理軍長。
當時，北京古城已被直軍、奉軍包圍。馮玉祥第一軍駐北京的主力是鹿鐘麟部，鹿請何遂出面與直軍聯系，讓直軍開一個口子，國民軍自動撤出古城。何遂兩次冒著生命危險進入直軍防區，面見直軍前敵總指揮田維勤，第二次居然說動了田維勤，和他一起進入北京。田與鹿鐘麟當面商妥，1926年4月，國民軍撤出北京，退守京郊以南口為中心的綿延陣地。國民軍第三軍全盛時號稱10萬之眾，其實大多為無奈而依附的直系舊部，此時紛紛各尋出路。何遂對此不僅不予掣肘，反而盡力給予方便和協助。第三軍核心部隊是孫岳的嫡系徐永昌部，徐率第三軍隊伍參加了“南口大戰”，失敗后，徐投奔了山西閻錫山。至此，國民軍第三軍瓦解。在這個過程中，何遂贏得了“義薄雲天”的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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