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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二大前后陳獨秀及中共向國民黨表現出合作意願
標志陳獨秀實現重大思想轉變的，是1922年6月15日由他起草，6月17日正式印行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在《主張》中，陳獨秀嘗試著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中國紛繁復雜的政治軍事形勢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指出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在於遭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隻有推翻這兩重壓迫，才能建立民主政治。在強大的敵人面前，擔負著民主革命任務的政黨和團體就應該聯合起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為無產階級奮斗，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黨。但是在無產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中國現存的政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以“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97、98頁。）
《主張》表明，經過近一年的艱苦探索，經過列寧和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啟發和推動，陳獨秀開始對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前途有了初步認識，實現了從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到先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大戰略轉變，相應地，也實現了由排斥國民黨到決定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重大思想轉變。
恰在此時，廣州發生了陳炯明炮轟孫中山總統府事件。為了表示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陳獨秀在得知陳炯明公開叛亂后，親自與在上海的國民黨要人張繼進行會談，明確表示：曾與中國共產黨有過合作關系的陳炯明已背叛革命，中共立即與其斷絕關系並公開對其進行聲討。陳獨秀還將剛刊印成冊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送給張繼，表示希望以兩黨為骨干組成國民革命聯合戰線。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致函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要求他們立即脫離與陳炯明的一切關系，支持孫中山。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寫信給維經斯基，匯報了中國的政局，談到了陳炯明與孫中山的分裂，信中明確表示：“我們很希望孫文派之國民黨能覺悟改造，能和我們攜手，但希望也很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第303—304頁。）這表明，從主觀上說，陳獨秀是希望與孫中山、國民黨合作的。隨信還附有兩個文件，一是他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寫的工作報告，系統匯報了中共一大后至1922年6月的黨員與黨費、政治宣傳、勞動運動以及工作計劃﹔二是已經公開印行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這封信寫於中共二大召開前半個月，雖然信中沒有“中共二大”的字眼，但完全可以看作是以陳獨秀為領導的中共中央局向共產國際提交的中共一大以來的工作總結和下一步工作的指導思想與初步計劃。
1922年7月16—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共通過了12個文件。這些文件雖然是在大會期間起草，但其中兩個重要的文件《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主要內容都在此前已經發表過或已有深刻認識，並不是倉促之作。
《宣言》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和遠東民族代表大會精神，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后人所稱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初步闡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目標，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這就是：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組成各階級的聯合戰線﹔革命的任務和目標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的統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
根據最低綱領的要求，大會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狀況的認識，同時明確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原則和實施計劃。這一決議案的通過表明，盡管中共沒有接受馬林有關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主張，但畢竟在聯合國民黨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同時，二大通過的這個議決案，在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原則及實施計劃方面，亦符合共產國際二大《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中“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甚至結成聯盟，但是不要與之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於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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