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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二大是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必然結果，是黨的歷史鏈條上的重要一環。中共二大前，陳獨秀堅決反對馬林關於國共兩黨進行“黨內合作”的提議。但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啟發和推動下，以及考慮到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對國民黨的態度發生轉變，向國民黨表現出了合作誠意，並在中共二大上規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原則和實施計劃。雖然中共還沒有接受馬林“黨內合作”的主張，但畢竟在聯合國民黨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中共二大確定同國民黨實行合作的原則，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大進步。
﹝關鍵詞﹞中共二大﹔陳獨秀﹔列寧﹔馬林﹔共產國際﹔國共合作
中共二大在中共黨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共二大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對其歷史地位和意義的研究。關於中共二大召開的背景、陳獨秀與中共二大的關系，近年來學術界有所探索與研究，其中不乏一些新觀點的提出。在筆者看來，中共二大的召開是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人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啟發和推動下，認識中國國情，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必然結果，是黨的歷史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一、中共二大前陳獨秀反對馬林關於國共兩黨進行“黨內合作”的提議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時，陳獨秀已經認識到，在中國隻有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改變中國的面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但是，陳獨秀起初還不懂得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中國實際，只是生搬硬套俄共（布）的一些綱領條款，高揚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旗幟，強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1920年11月，陳獨秀在《共產黨》月刊第一號發表文章提出：“隻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搶奪來政權﹔並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於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共產黨》月刊第一號，1920年11月7日。）
這一時期，陳獨秀積極投入同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論戰之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上述主張。他在《新青年》八卷一號上發表《談政治》一文，宣布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在這種認識下，陳獨秀自覺地開始做發動工人的工作。在他的帶動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紛紛走進工廠，向工人群眾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宣傳勞動創造世界和工人階級的偉大作用，啟發工人群眾的覺悟，號召工人組織起來為爭取自由和權利而斗爭。
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無產階級政黨，將拋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堅持以社會主義救中國，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使命。這是積極的一面。但與此同時，又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系統的了解，還沒有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制定正確革命綱領的理論基礎和自覺意識。因此，黨的一大提出黨的綱領是進行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規定黨的綱領是：“（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2）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3）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4）聯合第三國際。”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對於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的，並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
在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之下，黨的一大為了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和獨立進行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提出：“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在政治斗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和官僚制度的斗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斗爭中，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隻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6頁。）在當時社會環境下，這個規定實際上將共產黨人的活動局限於秘密狀態和狹小的圈子內。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隻有50多名黨員，由於隻能進行秘密活動，黨雖然在宣傳教育工人、發動組織工人進行罷工等方面盡了最大努力，但影響力並不大，更遑論造成共產國際所希望的那種聲勢。當時在上海指導中共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弱小，不足以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馬林當時的說法是：“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的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參見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頁。14年后，馬林的說法是：“我了解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聯系很少。中共隻有幾個分散的小組，到那時（即1921年7月——引者注）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還沒有做多少。”參見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3年的中國問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第252—253頁。）1921年底到1922年初，馬林到南方考察，與孫中山等一些國民黨重要人物進行了接觸，看到國民黨支持香港海員大罷工的行動后，他對國民黨有了一個基本判斷，認為國民黨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由知識分子、華僑、士兵和工人組成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參見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第235頁。）根據孫中山隻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態度，並結合他本人在印尼爪哇促使東印度社會民主同盟的成員加入伊斯蘭教聯盟的成功經驗，馬林認為，將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中，一方面可以改造國民黨，另一方面可以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因此，馬林回到上海后，向陳獨秀提出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行國共合作，即所謂“黨內合作”的建議。
對於馬林關於國共建立黨內合作的建議，在將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作為奮斗目標的共產黨人來說，自然是不能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陳獨秀致信維經斯基，提出反對黨內合作的六條理由，希望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討論此問題時予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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