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團中央第一任書記施存統的人生起落

放棄參加中共一大

“一師風潮”后，施存統離開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來到北京。在北京他參加了工讀互助團。后來施存統回顧自己當初對工讀互助的理解:“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一邊勞動，一邊勞心﹔終生工作，終生讀書”，“我即團，團即我”，“團的利害，就是個人的利害”。起初，這種“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在團裡總算實現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樂”。但沒想到兩個月后，因經費短缺、管理不善等原因工讀互助團不得不解散。后來在《“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一文中，施存統總結了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教訓：“一是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葉葉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是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

1920年3月底，施存統來到上海，進入星期評論社工作。后來他通過《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認識了《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因為《非孝》，陳獨秀不僅知道了施存統，而且對他很欣賞。《非孝》發表后，陳獨秀曾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隨感錄》，對施存統作了熱情的鼓勵和贊賞。因為在一師時就經常讀《新青年》，施存統對陳獨秀也不陌生。

在上海，施存統進一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閱讀了大量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漸漸地由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5月，陳獨秀發起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施存統和俞秀鬆、楊明齋、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一起成為研究會會員。

這時，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在上海會見陳獨秀，討論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問題。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陳獨秀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了建黨的步伐。6月，施存統和俞秀鬆、李漢俊、陳公培參加了陳獨秀召集的商議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會議。會議為成立的共產黨組織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共10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等。會后，圍繞著是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名稱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施存統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5名黨員之一。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那時，《星期評論》雜志已經停刊，社員們紛紛尋找各自的去處。施存統在戴季陶的幫助下帶著一份抄錄的黨綱東渡日本留學。

施存統到日本東京后，與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的周佛海取得聯系，建立了旅日共產黨組織。陳獨秀指定施存統為旅日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日本具有較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學者發表了大量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著作。施存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研究中。這一時期，施存統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翻譯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論著，二是撰寫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將這些文章寄回國內，在《共產黨》、《新青年》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刊物上發表，並表示今后要做一個改造社會的先驅，“確信真理，雖斷頭亦不反顧！”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前，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李達、李漢俊來函，要求旅日共產黨組織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當時旅日共產黨組織隻有施存統和周佛海兩個人，施存統是負責人，出席一大在情理之中，但他考慮到周佛海已多年沒有回國，便放棄了這次機會。

中共一大后，在施存統的領導下，旅日共產黨組織很快發展了十幾名成員。8月，共產國際為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派張太雷赴東京與日本共產黨聯系，邀請日本共產黨派代表參加大會。施存統積極促成了此事。

由於頻繁與日本社會主義者交往，施存統引起日本警視廳的注意。他在給上海的信中說:“我近來每天都受到日本警察的騷擾，感到無可奈何。”12月，施存統與部分日本共產黨員一起被日本當局逮捕。在警視廳外事科接受審訊時施存統毫不隱瞞自己的信仰：“原來我是無政府主義者，現在則是共產主義者，即屬於馬克思派。”1922年1月施存統被驅逐回國。他對“護送”他的日本刑警說：“我將來不會拋棄現在信奉的主義，還要更加研究它。”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已深入他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