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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令全文如下：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指揮。
此致
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
張學良廿五日
以楊虎臣代理余之職”。
手令中所說的“虎臣”應為“虎城”，即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副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孝候”應為“孝侯”，即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甘肅省主席於學忠的字﹔“何”即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王”即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繆”即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澄流﹔“董”即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董英斌﹔“余之職”即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主任之職。
手令原保存者為遼寧省新民縣的趙新華先生，他曾任張學良處的承啟處錄事，負責內稟外達工作。張學良被扣押后，趙新華又在於學忠的東北軍第五十一軍留守處工作。1945年4月，於學忠調任國民黨軍事參議院副院長時，趙新華辭職回了老家，於學忠把一些照片、畫冊和這件手令石印件送給趙留作紀念。趙新華一直精心收藏這些資料，但這些資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當時的縣“徹查辦”（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成立的“徹查辦”組織）后不知去向。1983年夏，趙新華寫信懇請中國革命博物館派人幫助查找。中國革命博物館接到趙新華信函后很重視，隨即派季如迅和胡京春二人奉命前往，在遼寧省新民縣委的協助下，分析排查線索，訪問了有關人士，經過多方面查尋，先后兩次去該縣檔案科，終於在一本《東北血淚史大畫冊》中找到了這份手令，並請新民縣有關部門正式將手令等資料歸還趙新華同志。趙新華同志十分感動，決定將這件手令及照片等資料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該手令原來斷裂成四小塊，現巳拓裱修復。
張學良何時決定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手令又寫於何時呢？有人寫文章說是蔣在機場重述六項“諾言”后，張學良動了感情，非要親自送蔣回南京，接著就在飛機旁用紅鉛筆寫了一個手令。但從手令的字跡看卻明顯是用毛筆寫的，寫的也比較從容，不像是在機場上臨時寫的。1983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季如迅為此專門採訪了何柱國將軍。何將軍回憶說：“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時，我就在張的左右。張學良在機艙外和楊虎城邊走邊交代事情，我當時不同意張學良去南京。張上飛機時，我還拉過他。但張執意要走，打開我的手，走上了飛機。隨后蔣介石等人也上了飛機。張學良在機場上沒有走進什麼房間，也沒有在飛機旁寫過什麼東西。由此可以確認，手令是張學良預先寫好的。”何將軍還說張學良寫字常有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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