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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發表文章說：“12月25日放蔣，是張突然決定的，事先沒有得到楊的同意。只是蔣臨行前，張才打電話請楊去。楊到了那裡的時候，蔣已出來要上車了。張隻低聲對楊說，現在就放他。楊不好當著蔣的面和張爭執，隻好一道去送蔣。不料到了機場后，張突然交給楊一個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東北軍由於學忠統率，歸楊指揮的命令。”何柱國的回憶文章則說：“雙方終商定了和平解決事變條款。張將軍還表示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請罪，以增加蔣之領導威信。……12月24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蔣的決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議至多送至洛陽。”當時跟隨於學忠在蘭州的周達夫的回憶文章說：“26日飛機送來影印的張學良親筆信兩件，一件是致楊虎城和於學忠的，大意是：蔣委員長已接受我們的八項主張，弟親自護送回南京，所有軍政事宜，請兩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懇。另一件是致各部隊長的，大意同前。”高崇民的回憶文章說：“張恐夜長夢多，就急於要把蔣送回南京，而且要親自送蔣回去。親自送蔣只是張自己的決定，任何人事前都沒有同意的。……張學良在25日早晨到綏靖公署見到高的時候說：‘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們要大仁大義到底況且外邊情況並不好，我們要自己請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件事情隻要於國家有利益，犧牲我個人或東北軍團體都在所不計。’並說：‘周恩來是同意放蔣的，只是楊虎城還猶疑不決，我就去說服楊虎城。’”
以上說明，張學良在24日已決心親自送蔣回南京，並告知王、董、何三人，手令是25日去機場前巳經寫好的，同時還寫了一封給楊虎城和於學忠的信，內容大致相同。手令和信交楊虎城后立即影印並分送給各有關將領。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雖然是個人的決斷，但確實是事先經過認真考慮后做出的決定，決不是一時的感情用事，他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全國團結抗戰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安危和團體的得失，同時也為萬一發生事故預先寫好了手令，作了人事安排。至於張學良為什麼會斷然決定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呢，史學界歷來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形勢所迫，有人說是性格使然。張學良本人對此從未有過明確的說法。1990年，在蔣氏父子相繼去世后，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廣播協會（NHK）的採訪時說，當時周恩來是反對他這麼做的，“甚至到機場想把我追回來”，但我明知去南京將被逮捕，還是去了南京，因為“我是個軍人，我做這件事我自己負責”，“同時我是反對內戰的，我對犧牲自己毫不顧慮”。
毛澤東在1937年3月1日接見美國進步作家、記者史沫特萊訪談時曾說：“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動內戰，內戰的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后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鬧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絕好的侵略機會……”無可否認，張學良親自送蔣回南京是張學良在愛國主義思想主導下逼蔣和擁蔣抗日的繼續，是不怕犧牲自我謀求舉國一致抗日的又一愛國壯舉。蔣介石扣押了張學良后，雖然曾一度調集軍隊進逼西安，但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壓力下，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等的努力下，維護了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團結，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成果基本上得以保持。76年過去了，中國抗日戰爭早已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載入史冊，但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並和平解決事變的壯舉，將永遠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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