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毛澤東與張聞天：跟著真理走》，張樹德 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擔架上的“密謀”—長征途中，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組成了反對“最高三人團”的“中央隊三人團”，力挽狂瀾。
遵義會議從醞釀到舉行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始終起了主導和決定的作用。但是，毛澤東的杰出作用與張聞天的密切合作是分不開的。對此，毛澤東1969年4月10日在九大上還說，張聞天在遵義會議是和我合作的。而這種合作，就是人們常說的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路上的“密謀”。
1934年9月，毛澤東來到於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后來紅軍利用枯水期在選定的地點架了五座浮橋，安全地過了於都河，走的就是毛澤東選定的路線。
1934年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八萬六千余人，開始從瑞金等地出發，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
11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將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和總政治部及其直屬隊組成第一野戰縱隊，葉劍英任司令員，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編在一縱隊所屬的中央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將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和軍委后勤部門、工會、共青團等單位組成第二野戰縱隊，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委。這兩個縱隊分別以“紅安”、“紅章”做代名。當時最高“三人團”的博古、李德、周恩來，以及朱德、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都在中央隊。在長征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毛澤東、張聞天等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后因毛澤東提議而未分散。
15日，在於都縣城謝家祠，在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三級主要干部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指出：敵人這次進攻蘇區，採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地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要沖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后方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並對將留在蘇區的地方干部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蘇區，團結人民，開展游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以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隻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18日傍晚，毛澤東帶著警衛班離開了於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
當時，毛澤東正患惡性瘧疾，體質虛弱，走路極為吃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彈片還在肚子裡。他們兩人主要靠坐擔架行軍。張聞天身體稍好，主要靠騎馬行軍。由於三人成天在一起的緣故，使得他們有機會、有條件對過去的一些問題，特別是為什麼紅軍被迫進行長征、不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的原因，進行探討和爭論。他們被稱為中央隊“三人團”，以同最高“三人團”相區別。
11月中旬，中央紅軍順利地在湘南通過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此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西進的意圖，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於湘江、漓水以東地區”。
面對復雜的形勢，毛澤東認為湘南地區的群眾基礎比較好，有利於紅軍的機動作戰，提議乘國民黨的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岳、周渾元兩部分還沒有靠攏的時機，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
然而，博古、李德拒絕了這些建議，消極避戰，喪失了一次較好的戰機。
進入湖南以后，毛澤東開始對張聞天等說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博古在軍事領導和指揮上採用單純防御路線、否定運動戰的戰法等錯誤。
通過與毛澤東的討論和交談，張聞天與毛澤東在思想上、觀點上以及感情上都有了更進一步的接近，進一步認清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很快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
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認為要扭轉黨和紅軍的危急局面，必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改變中央領導，於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錯誤方面的斗爭。
對於這一點，張聞天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寫道：“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此后，毛澤東又同周恩來、朱德等談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過了湘江后，毛澤東向中央提出討論軍事失敗的問題。
12月1日，中央紅軍除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於湘江東岸外，其余全部渡過湘江，跳出了包圍圈，使蔣介石消滅紅軍於湘江東岸的計劃破滅。但這時紅軍的數量已由出發時的八萬余人銳減到三萬余人，這是軍事上的錯誤造成的嚴重惡果。長征以來紅軍的損失又一次証明了李德、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的徹底破產。這時，博古感到自己責任重大，一籌莫展。李德一面唉聲嘆氣，一面卻諉過於人。
湘江戰役失敗慘重，使廣大紅軍指戰員都在思考著其中的原因，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疑問。例如，劉伯承在其回憶錄中就寫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的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此時，毛澤東、張聞天等感到，不能再讓博古、李德等的錯誤指揮持續下去了。
12月上旬，紅軍翻越廣西西北部越城嶺的老山界，進入苗族聚住區。從過了老山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便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張聞天等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