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帝制禍首到中共秘密黨員：晚年楊度的華麗轉身

■楊度表示：“為了挽救中國，願盡一切力量為共產黨工作，願以自己的社會地位、身份、關系，為黨貢獻情報。”

1928年初，楊度從北京來到上海，以賣字和為人撰寫碑文及墓志銘為生。因楊度以漢隸和魏碑書法見長，文才出眾，故慕名前來求字者絡繹不絕，請其代書壽誕文或撰寫墓志的酬金也極為豐厚。楊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銷外，將所余的錢捐獻給上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革命互濟會”。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創立於1930年2月12日，由魯迅、柔石、郁達夫、田漢、夏衍、馮雪峰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簡稱“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號召爭取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反對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主張“不自由毋寧死”，並出版了機關刊物——《自由運動》，在南京、漢口、天津等地設立50多個分會，吸收了許多學校、文藝團體和工人組織參加。與此同時成立的“中國革命互濟會”，是以郭沫若為首的社會名流發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營救被反動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籌款救濟他們的親屬。它開始稱“中國濟難會”，后改名為“中國革命互濟會”，並在上海開辦了大同幼稚園，專門撫養中共烈士遺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楊度斷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國革命互濟會”是做好事的慈善團體，就堅持不間斷地向它們捐款。正是因為楊度的諸多義舉，思想上追求進步，加上決心不為反動政府做事的表現，遂被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所看重。

中共黨員王紹先與楊度是同鄉，經常到楊家聊天。王紹先還經常搞到一些進步書刊帶給楊度閱讀。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負責人陳賡在王紹先陪同下，來到楊度家裡。在交談過程中，陳賡提出希望楊度能為中國共產黨做些工作。楊度當即表示，願意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報：“為了挽救中國，願盡一切力量為共產黨工作，願以自己的社會地位、身份、關系，為黨貢獻情報。”

此時的楊度，擔任上海“聞人”杜月笙的私人顧問，為獲取有價值的情報提供了便利。杜月笙是上海“青幫”頭子，徒弟眾多，控制了為數眾多的基層勢力，是蔣介石的結拜兄弟、秘密高參，與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與黑白兩道各界人物相交甚好，堪稱上海灘非常有勢力的風雲人物。

杜月笙為了抬高身份，附庸風雅，常請楊度為他寫條幅或題寫詩詞，懸挂到杜公館大廳內，供賓客觀賞。他見楊度是位閑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請他為名譽顧問，每月送500元車馬費，以示敬意。楊度為了便於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禮遇。杜月笙還將法租界華立路155弄31號（今上海瑞金二路）一棟洋樓公館，提供給楊度居住。

楊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為掩護，廣泛地與上海社會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飲酒、打麻將，乃至進出戲院、電影院、賓館等處游樂中，通過隨意交談，楊度收集了眾多來自國民黨高官大員們的反共情報或絕密軍情，然后通過秘密渠道，及時轉送給他在中央特科裡的單線聯絡人潘漢年。

1929年秋，因為對中共忠誠堅定，為中共提供的情報准確無誤，貢獻突出，經潘漢年介紹，由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周恩來批准，楊度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是楊度晚年最信賴的人。周恩來曾對楊度說：“皙子先生，歷史會替你說公道話的。”楊度頗有感慨地對自己的子女說：“要想救中國，我看隻有共產黨來領導才能做到。”

1930年，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籌備出版黨的地下報紙《紅旗日報》，潘漢年特請書法高手楊度題寫報頭，為這份報紙添色增光。楊度毫不猶豫地一揮而就。只是這幅題字在《紅旗日報》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這是楊度所寫。

楊度入黨之時，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將母親送回長沙，作好了隨時為革命獻身的准備。他利用特殊的社會關系，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為革命做了不少別人難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於身份特殊，入黨后的楊度不需要參加組織生活，而是以秘密黨員的身份，專門在敵方營壘裡擔任情報員，將收集到的情報轉送給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緊急而重要的情報，又因臨時脫不開身，楊度則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兒楊雲碧，以假裝外出購買日用品為由，巧妙地將情報交給地下黨組織。

同時，楊度將他所住的洋房，作為被追捕的共產黨人的緊急避難所。因為這座洋樓是杜月笙的私有房產，樓內住著杜月笙的上賓楊度，法租界的巡捕負有保証安全之責，國民黨特務不敢輕舉妄動闖入搜查。故許多共產黨人得以在楊度家裡躲藏，待風聲過后妥善轉移。

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時，曾將流落街頭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員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為了躲避敵人搜捕，就曾在楊度家住了幾十天，待大搜捕過后才轉移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