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帝制禍首到中共秘密黨員：晚年楊度的華麗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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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度

楊度，原名承瓚，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國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他時而意氣飛揚，獨立潮頭﹔時而獨持己意，淪入茫茫俗世。他以熱情豪邁的氣概，創作了《湖南少年歌》，發出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時代強音，真可謂豪氣沖天。他為立憲運動鼓吹奔走，為速開國會呼吁吶喊，受到了時人的尊敬和稱贊。他將做“帝師”及實現“君憲”的希望寄托於袁世凱，發起成立籌安會，為復辟帝制效力，則受到時人的指責和痛罵。然而，為了救國救民，他晚年知過就改，毀家紓難，不畏風險，確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指針，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轉身。

■李大釗對楊度說：“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

楊度早年主張君主立憲，發起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奔走鼓吹，是有名的帝制禍首。然而，后來他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秘密黨員。這似乎令人費解。

實際上，楊度是一位勇於補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洪憲帝制失敗后，他看到民國政治舞台上的風雲變幻，認識到“君憲”難以救中國，便開始傾向革命。1922年9月，楊度到上海會晤孫中山，實現當年東京約定，跟隨孫中山開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孫中山緊握楊度的手說：“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諾言，真是可人！”

楊度坦誠地說：“我的君主立憲主張已經失敗，今后再也不會有君主出現了。我認識到時代已經不同，目前隻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革命運動，才是救國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這次來上海，就是為了遵守當年臨別時的諾言，願以劫后余年來為革命事業出力，協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國。”

但是，孫中山感到楊度在洪憲帝制時的名聲太大，一個素來主張君主立憲者忽然加入國民黨，會使國民黨人難以接受。他希望楊度發表一個聲明或檢查書，向大家解釋一番，然后再在組織上加入國民黨。但性格高傲的楊度只是淡淡地說：“我不加入國民黨，是照樣可以為國民黨工作的。”

從此，楊度跟隨孫中山開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時常奔波於京滬道上。

正是在上海莫裡哀路孫中山的寓所，楊度第一次結識了中共著名領袖李大釗。楊度之所以能夠棄舊圖新而成為中共早期秘密黨員，李大釗對他的影響起了決定性作用。

楊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閱讀過李大釗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的許多文章，加上李大釗還是倒袁運動的主將之一，故他對李大釗產生了敬慕之情。當楊度在上海莫裡哀路拜見孫中山時，第一次見到了李大釗。此時，李大釗專程到上海會見孫中山，商討“振興國民黨進而振興中國”問題。這是楊度與李大釗的初次見面。

這年秋，楊度在北京宣武門胡鄂公家中，再次見到了主持北方革命運動的李大釗。李大釗對楊度說：“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

楊度與李大釗多次交談之后，表示願意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積極奔走於北京和上海之間，為共產黨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這樣，楊度就接受了李大釗交給的任務，利用自己與段祺瑞政府中上層人物的關系，了解政情內幕，以幫助北方黨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

1927年4月5日，楊度去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女兒的婚禮。他在無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兩人本來是老朋友，見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楊度問：“最近外交界有什麼新聞沒有？”

汪大燮得意地說：“外交方面可以說有新聞，也可以說沒有新聞。”

楊度感到奇怪，問：“這是怎麼回事？”

汪大燮把嘴湊到楊度耳旁，輕輕地說：“這事還須要保密，不過告訴你是不要緊的。”

楊度知道這裡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細地聽著。汪大燮說：“張作霖大帥已經決定要對共產黨開刀了。聽說這些共產黨人都躲在俄國兵營裡，把那地方當作庇護所。張大帥決定要去進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殺。”

楊度大吃一驚，連忙問：“那是俄國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許我們進行搜捕捉人的，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來嗎？”

汪大燮從容不迫地答道：“今天張大帥已經派我和另外幾個人去跟各國駐北京的使館打過招呼了，聲明我們將要進入東交民巷搜查俄國兵營。理由是前方戰事吃緊，后方共產黨人在進行破壞活動，影響京師的治安。希望各國公使館諒解並協助。”

楊度知道事態的嚴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時，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確實已躲進東交民巷的俄國兵營裡，張作霖竟然不顧國際公法要闖進使館，李大釗等人處於危險之中。

楊度連忙推說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讓長子楊公庶速去章士釗公館，向章士釗講述情況，讓章氏從速轉告李大釗離開蘇聯使館。章士釗立即將消息告訴了在蘇聯使館的李大釗。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張作霖敢於和外國使團沖突，認為這個消息不可靠，就沒有馬上轉移。很顯然，他們認為歷屆北洋政府都懼怕外國使團，張作霖絕對不敢進入俄國兵營。因此，隻有幾位同志轉移到別處隱蔽，而李大釗等人則留了下來。

4月6日早晨，楊度特地派楊公庶到東交民巷附近去察看動向。果然，張作霖已派兵把俄國兵營包圍了，封鎖了交通，並進入兵營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釗全家4人在內的36人被捕，被關押在京師警察廳看守所。

楊度得知情況后，不顧個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國軍司令部面見張作霖，鄭重提出應將李大釗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審理，試圖使李大釗等人不至於被軍法速決，贏得時間，再作進一步營救。而后，楊度兩次派兒子楊公庶前去京師警察廳看守所探視李大釗，通告社會各界對此案的關切情況，以示安慰。

為了營救李大釗，楊度借重時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及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竭力周旋。同時，他斷然賣掉在北京的住所——“悅廬”公館，換得4500塊大洋，用來營救李大釗出獄。在楊度的奔走呼號下，許多社會名流與進步人士參與了營救。楊度在營救活動中得知北方鐵路工人計劃劫獄，表示同意。但李大釗堅決反對：“我個人為革命為黨犧牲是光榮而又應當，但已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志們冒險，應當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損失。”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張作霖施以絞刑殺害。李大釗的犧牲，令楊度萬分悲痛，也讓他認清了北洋軍閥的反動本性，同時為共產黨人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為革命獻身的偉大精神所感動。楊度以能與李大釗結為摯友為幸事，遂與妻子徐粲楞商量，賣掉北京家裡的值錢首飾，變賣了在青島的房產，將所得金錢全部用來救濟死難者家屬。這便是楊度毀家紓難美談的來源。

革命先烈淋漓的鮮血，喚醒了楊度那顆救國救民的赤誠之心，促成了其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