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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黃慕蘭在營救關向應同志時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也並非其一人之力
在這本自傳中，黃慕蘭說：“黨交給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營救關向應同志。”並借其他領導同志的口說：“關向應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營救出來，就是從敵人的獄中救回一員大將……相信你一定能獨當一面。”還有類似“關向應他們還在等著你去設法營救出獄呢！”這種話，讓人感覺仿佛千鈞重擔都壓在她一人肩上，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並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機密。潛伏南京的錢壯飛截獲此情報后，經李克農轉黨中央，周恩來立即採取措施，緊急疏散所有可能被顧出賣的同志和機關。六屆四中全會后被降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調往上海基層工作的關向應，因未能及時得到通知而不幸被捕。巡捕房同時還搜去一箱文件，這批文件不僅能讓他的身份暴露，而且還會泄露黨的重要機密。周恩來心急如焚，即命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中央交通局局長吳德峰迅速營救。
陳賡找到了時任國民黨黨務調查科駐滬特派員的楊登瀛（又名鮑君甫），他是我黨的特殊關系。當得知英國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內容，正托楊登瀛找翻譯鑒別時，陳賡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派去了精通幾國文字的情報科副科長劉鼎，將箱中有價值的文件調包，以確保關向應不暴露身份。然后，由吳德峰出面，通過黃慕蘭的交際關系，花錢請律師將關向應保釋出來。
由此可見，成功營救關向應同志，是黨組織精心運作的結果。核心問題是那箱文件，如果關向應身份暴露，就回天無力了。還有整個營救計劃的制定、營救費用的提供等，都是黨組織的力量，絕非個人所能為。當時黃慕蘭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她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聯系律師陳志皋及其有影響的父親之類，但也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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