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是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11月至1924年10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莫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1924年回國,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任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1926年3月至8月任中共豫陝區執行委員會書記。1927年4月出席黨的五大,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同年11月至1928年6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局組織科負責人。1928年赴莫斯科,作為指定及旁聽代表,出席黨的六大。 在大會選舉時,汪澤楷和劉伯堅提名陳獨秀為中央委員。蔡和森對此事有些個人看法,說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選舉結束后,汪澤楷要求發言,得到會議主持者的同意。他首先聲明:要說的事情,並不是輕得不重要的事情,但也不是如何嚴重的問題。和森同志說我們的名單之中有獨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我卻以為他這些話是很奇怪的,有政治作用的。 汪澤楷解釋說,自己和劉伯堅提出的中央委員名單,不分什麼新機會主義、舊機會主義,而是認為隻要能工作,是一個人才,有政治經驗,有工作的歷史,有能力,不論是新機會主義、舊機會主義一律提出。名單之中有15個工人,6個知識分子,為什麼我們又提獨秀的名字來呢?因為他有政治經驗,對於黨有很大的貢獻,沒有卑鄙的污濁的行為,對於工作很努力﹔雖然他以前是機會主義的,但他現在是接受了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的決議案,既有政治經驗,又有工作能力,所以我們提他。還在黨內的同志,我們不可以因有錯誤,就說他一錢不值。 劉伯堅也發言表態說:選舉之后,沒有別的話可說,希望被選舉的中央,不用揣測別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但汪澤楷不依不饒。他說:望共產國際注意,不要以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來自廣東的中國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征發言。他說,汪澤楷說自己是為了黨的利益,而實際不是。蘇兆征對陳獨秀不出席黨的六大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他說:“獨秀有政治經驗是不錯的,但他並沒有接受國際九次擴大會的決議,沒有接受對他錯誤的批評。你為他說話,你與獨秀一樣。”汪澤楷馬上調侃了一句:“太恭維了!” 瞿秋白發言,認為汪澤楷的話沒有意義,不必討論。 來自湖北的向忠發發言說:過去黨有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獨秀工作是有歷史的﹔主要的責任應加之新中央,這是對的。可是汪澤楷出席大會的態度與精神,給了大會什麼影響?完全不是好的。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態度!說獨秀同志過去工作是有成績,誰也沒有否認。是否對於他失望了呢?沒有!國際及中國黨都要他來,如果他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應該來! 張國燾說,汪澤楷說話的內容可以不究,態度實在不對,他提議大會給予汪警告。 其后發言的李子芬認為,大會快要閉幕,還鬧出如此掃興的事情來,可見機會主義的影響。他嚴厲地指責汪澤楷的發言,是反對黨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他說:“獨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眾並沒有丟開他,他有功績,可是不能以此掩蓋錯誤的責任。”他批評“汪澤楷到大會上來搗亂,實在不對”。 李子芬發言后,王若飛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王若飛與陳獨秀交往較多。他1925年4月從蘇聯回國后,先后以中共北方區委巡視員、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指導河南地區黨的工作,后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1926年2月到上海,11月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部主任,任務便是協助中央領導人處理日常工作。也正因為與陳獨秀的關系較為密切,周恩來曾和他一起去動員陳獨秀到莫斯科參加六大,並說明是共產國際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