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飛說，對於汪澤楷的發言，同志們說了很多很好的話，但“對汪的批評可說是太過”，太動感情。他說，陳獨秀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過去的錯誤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負責，這是大家都公認的。而提陳獨秀為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也是可以的。因為陳獨秀可以改正錯誤，繼續工作﹔同時，黨內選舉，允許每位代表發表意見，怎麼會覺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王若飛指出，叫陳獨秀做另外的工作也可以，但他不贊成會上有同志對汪澤楷的批評，並聲明他“並非為汪辯護”。 當王若飛講話時，台下有人要他停止說話。會議主持人宣布停止發言，並問台下：有人提議給汪澤楷以警告，有附議沒有？台下有人表示贊同。於是大會表決，大多數通過，給汪澤楷以嚴重警告處分。見此情況，劉伯堅主動提出也給他以警告處分，但大會沒有接受他的意見。 關於這件事，王若飛后來回憶說： “中央曾要我幫助陳獨秀赴莫，說國際如何愛護他，希望他去。陳的回答是‘八七會議’、‘十一月會議’批評他的錯誤，卻不要他參加，不要他發表意見。他以為到莫也隻有挨罵，不能說話。他虛偽表示承認國際路線的正確，承認他過去領導的錯誤，但不赴莫。任憑秋白、恩來同志如何苦口相勸，他終不走。” “我在六次大會上沒有認識陳這種說法的虛偽與錯誤，而反認為有部分理由，經許多同志批評后已自知錯。” 其實，六大沒有選陳獨秀進中央委員會，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處理方法。毛澤東后來在七大作關於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時，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凡是犯過路線錯誤的我們就不選，這樣一種意見，主席團認為是一種好的願望，一種好的理想。這種意見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我們吃了虧。但是，如果我們不選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甚至絕對化一個也不選，那就不好，就不恰當。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願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過去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大不選舉陳獨秀到中央，六屆四中全會把李立三開除出政治局。可是我們黨並未從此不出亂子，天下太平，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 在七大現場，聽到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后，王若飛高興地對妻子李培之說：“從《決議》和這次大會的選舉看，六大時我的態度不能算是錯誤，主席說我在六大時採取的態度是正確的。”至此，17年來由於支持陳獨秀而長期受到的誤解解除了，王若飛終於放下了一個沉重的心理包袱。 此事的“主犯”汪澤楷，因追隨陳獨秀違犯組織紀律，1929年11月被開除黨籍。1929年他參加了托派組織“無產者社”。抗日戰爭期間，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愛國學生運動。1939年至1942年先后任國民革命軍預備第二師（師長陳明仁）顧問、陸軍軍官學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參加程潛、陳明仁起義活動。湖南和平解放后，曾任湖南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省政協委員、湖南大學圖書館館長。1951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3年春任武漢中南財經學院教授、綜合資料室主任。1958年因“歷史反革命罪”被捕，被判處5年徒刑。1958年12月在湖北潛江勞改農場因病逝世（又一說1959年12月）。1979年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判決，為其恢復名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