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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立鄂豫皖邊區的統一政權。在軍事斗爭勝利的鼓舞下，在整頓和建立地方政權的基礎上，先后成立了霍山、黃岡、孝感、潢川以及陂孝北（黃陂、孝感北部）、陂安南（黃陂、黃安南部）等縣蘇維埃政權或革命委員會，又開辟了英（山）霍（山）邊、六（安）霍（山）、黃土崗等新區。在商城、固始邊界建立了區蘇維埃政權，僅光山一個縣就新成立了6個區級政權。統一鄂豫皖根據地的政權任務迫在眉睫，經過醞釀和籌備，於6月，在光山縣王家灣召開了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鄂東北、豫東南、皖西的蘇維埃代表和平漢鐵路工人代表，共200多人，選舉產生了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甘元景當選為主席。統一政權的建立，向邊區人民宣告，在鄂豫皖邊區國民黨反動統治已經垮台，人民民主政權將主宰邊區。
此外還認真貫徹了黨中央開展土地革命的政策。在鄂豫邊、豫東南、皖西各邊區已先后不同程度的實行了土地改革的基礎上，郭述申到達鄂豫皖邊區后，使老區的土地改革更深入一步﹔在新區立即發動群眾實行土改。經過土改農民參政的積極性提高了，在區鄉的政府委員中，貧、雇農都佔主要地位﹔使糧食產量增加了，一般來說，糧食增加了二三成，英山有的地方高達五成。到立三路線統治時期受到了“左”的影響，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一度影響了生產。
黨政軍的統一領導機構皆已建立，標志著鄂豫皖根據地的正式形成，從此大別山區的革命斗爭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鄂豫皖根據地之所以在短短時間內，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是堅持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相結合的道路，執行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正確路線。1993年12月，郭述申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史>序》一文中說：“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也是沿著毛澤東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正確道路創建和發展起來的”。郭述申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建立是功不可沒的。鄂豫皖在創建時期也有過挫折，走過彎路。畢竟當時特委的領導干部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青年，缺乏經驗，尤其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缺乏鑒別能力，特別是對黨中央下達指示的鑒別能力，所以在第二次左傾統治時期執行了“立三路線”。8月，執行了“配合全國總暴動”的指示，特委將各級黨組織改組為“行動委員會”，特委與紅一軍前委聯合組成以曹大駿為總負責人的“京漢特區行動委員會”，紅一軍也准備攻打信陽。9月，特委提出“組織以黃陂、潢川、麻埠為中心的全區總暴動”計劃，並制定了實施這一計劃的中心策略。這些做法使根據地蒙受損失，也引起干部和黨員的不滿。作為特委書記的郭述申對這些錯誤從來沒有推卸過責任，總是主動地給后人講述自己的問題。10月，在中央糾正立三路線的形勢下，特委也很快扭轉了“左”的錯誤。
12月，新的黨中央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領導成員進行了調整，派曾中生到鄂豫皖根據地的首府黃安，並在七裡坪召開了緊急會議，撤銷了“京漢特區行動委員會”，將特委改為鄂豫皖臨時特委，曾中生任臨時特委書記，郭述申為特委委員。1931年2月，鄂豫皖臨時特委在黃安召開擴大會議，正式組建鄂豫皖特委，曾中生任特委書記，郭述申任特委組織部長。
郭述申在鄂豫皖根據地的工作一年半的時間，使鄂豫皖根據地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統一，並得到了鞏固和發展。由於它的迅速崛起，使黨中央於1930年10月18日在給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中，把鄂豫皖根據地列為全國“六大根據地之一”。這足以証明主導方面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比“立三路線”更左的王明路線在全黨佔據了統治地位。4月上旬，新的中央對鄂豫皖邊區黨和軍隊的領導進行全面改組和調整，撤銷鄂豫皖邊區特委建制，組建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屬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設鄂豫皖省委。5月中旬鄂豫皖中央分局正式成立，分局書記由張國燾擔任，省委書記是沈澤民（1933年11月病死）。郭述申任分局和省委委員，擔任分局和省委的組織部長職務，不久，又任分局常委、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
以上情況表明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的統一及發展，以后形成了紅四方面軍。是在一定時期貫徹上海黨中央正確的決定和周恩來同志重要指示分不開的。
（本文由郭述申親屬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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