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摘 要﹞ 在新中國發展對非洲關系的歷史上，萬隆會議和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是兩個重要的裡程碑，對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周恩來在澆鑄這兩個裡程碑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對爭取非洲國家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認識，促進了新中國對非政策的確立﹔他在萬隆會議和訪非實踐中總結和概括的一系列重要經驗和作法，對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
﹝關鍵詞﹞ 周恩來﹔中非關系﹔萬隆會議﹔外交工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
中非關系是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和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出訪非洲十國這兩大事件，被譽為新中國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的兩個裡程碑。兩個裡程碑的鑄就，浸透了周恩來的心血和智慧，他的許多戰略思考和具體做法，對今天繼續做好對非工作，推進中非關系向前發展仍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周恩來對非洲問題的思考及 新中國對非政策的基本走向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非洲具有兩個基本特點：
（一）絕大部分非洲國家和地區仍處在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之下。歷史上，非洲國家長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壓迫。15世紀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等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從販賣黑奴開始，對非洲進行了四百多年的殖民主義統治。據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的統計，從15世紀到19世紀初，由於殖民者販賣黑人，非洲損失了1億左右的人口。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時，除了這些國家外，以美國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者也開始插手非洲事務，到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非洲已被各帝國主義國家基本瓜分完畢。當時，隻有埃塞俄比亞和利比裡亞兩個國家保持了名義上的獨立。之所以說是名義上的獨立，是因為埃塞俄比亞獨立后依然受到英國、法國、意大利三國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利比裡亞獨立后則受到美國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非洲獨立國家僅為三個，即埃塞俄比亞、利比裡亞和埃及，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和地區仍然處在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等國的統治之下。二戰結束后，非洲面對的一個新情況是，在戰爭中得到極大發展的美國以新殖民主義手法，利用非洲國家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興起，英、法等國搭建的老殖民主義體系開始瓦解的機會，加緊向非洲進行擴張和滲透，並設法維護那裡的殖民主義統治。
（二）非洲國家和地區受十月革命影響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非洲后，非洲人民的抵抗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特別是二戰結束后，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雲涌，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非洲形勢發生這樣的變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在非洲的殖民勢力因戰爭而遭削弱，為非洲人民開展斗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正如周恩來所說：“殖民主義的體系在這種斗爭的反復的沖擊下開始解體了。”（《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08頁。）二是二戰后東歐和亞洲地區出現一系列人民民主國家，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 營，對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給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也為非洲人民作出了榜樣。桑給巴爾一位朋友曾經說過：“我們非洲人與帝國主義進行了長期的斗爭。我們看到中國解放了，中國人民的斗爭給了我們很大鼓舞。” （毛澤東同桑給巴爾朋友談話記錄，1964年6月18日。）坦噶尼喀一位朋友也曾說過：“中國對非洲的解放起了很大作用。”（毛澤東同坦噶尼喀朋友談話記錄，1963年10月22日。）
非洲所具有的這兩個基本特點，決定了新中國對非政策的基本走向。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對非洲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還不太熟悉，沒有形成具體的對非政策，但周恩來在關於如何對待國際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論述中，已經表達了新中國的基本立場。他說：“革命者要善於在事物的發展當中找出其中的新因素，並且應該有勇氣去發展新的因素，使這種新的因素成為新的力量。”（《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7頁。）周恩來在這裡講到的所謂“新的因素”和“新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國家和地區正在進行的民族解放運動。為此，他著重強調：“我們的任務就是支持、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6—37頁。）
周恩來形成這樣的認識，主要有以下三個基本原因：
（一）從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看，認識到這個運動雖仍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但已成為人民民主革命的后備力量。列寧曾經指出，18世紀的民族獨立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后備力量，20世紀以后的便不是了。周恩來贊成列寧的這個觀點，並具體分析認為：法國的革命、美國的獨立，都屬於前一范疇。那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民族革命在當時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了資產階級已在許多國家取得勝利、建立了它自己的國家以后，它就對外壓迫別的民族，把別的民族和國家降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任意地去壓迫和剝削別的民族。它不僅對外壓迫和剝削別的民族，還對內壓迫和剝削本國的無產階級和少數民族，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尖銳的國際對立和國內對立，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發生了密切關系。（ 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4—35頁。）周恩來認為，十月革命勝利后，包括非洲在內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還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范疇，但已“不再是資本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我們不能低估這個力量，也不能認為這個力量只是輔助的力量。”（《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5、36頁。） 周恩來的這些認識，已被歷史証明是正確的。
（二）從中非之間的關系看，認識到中非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可以互相支持。國際斗爭總是彼此支持的，需要在國際上尋找朋友。而中非之間有許多共同點：（1）有著共同的遭遇，長期受到外來的侵略和干涉﹔（2）有著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3）有著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奮斗目標，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殖民主義者，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周恩來說：“由於同樣的原因而受到的災難和為了同樣的目的而進行的斗爭，使我們亞非各國人民容易互相了解，並在長期以來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關懷。”（《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13頁。）“當我們能夠自由地站起來尋找友誼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把極大的熱情寄放在我們曾經同過患難的兄弟的身上，這是一種極其可貴的歷史感情，它應該永遠受到我們的珍愛。”（《周恩來外交文選》，第208頁。） 中非之間的這些共同點，奠定了雙方之間能夠發展友好關系的基礎。
（三）從新中國外交戰略的角度看，認識到非洲是需要爭取的重要力量。周恩來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他總是站在國際戰略的高度上就對外關系中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做出准確判斷。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就指出：“在國際戰場上，有朋友，也有敵人”﹔“開辟外交戰線，首先要認清敵友”﹔“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要聯合”，“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上是反對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6、3、2—3頁。）﹔但是，世界格局“不是簡單的兩大陣營對立，沒有什麼工作可做”，“我們要團結世界各國的人民，不僅兄弟國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我們也都要爭取。”（《周恩來外交文選》，第54、52頁。）周恩來這裡所強調的兩大陣營之外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由於這支力量的絕大多數當時在美、蘇兩大陣營之間採取中立立場，一些人對爭取它們不理解。對此，周恩來指出，這些國家“如果在同帝國主義的戰爭中保持中立，對我們是有利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52頁。）他十分贊成毛澤東所說的：“民族主義國家的這種中立也就是一種獨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場。我們社會主義陣營歡迎這些國家的這種中立的立場，因為它有利於和平事業，不利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頁。） 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在周恩來訪問突尼斯時曾告訴他：中國“支持不結盟國家，不把這當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敵人，這很重要”，“這樣使我們更放心”。（周恩來同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會談記錄，1964年1月9日。）周恩來的這些認識，為他在實踐中積極開展對非工作，廣泛團結和爭取非洲朋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