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緣何幾次慟哭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澤東認為，他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極大的阻力，且極可能失敗﹔中國黨、國家和民族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而自己的身體卻如西風殘燭。此時的毛澤東還認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雖然正確且無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鮮有人堅定有力支持。環顧當時的天下大勢：從國際上看，我國已經加入聯合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大三線”“小三線”建設，成功化解了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我國進行的“核打擊”，有力地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和神聖領土。加上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支持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國的嚴重封鎖，真正跨入了大國的行列，並即將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總之，此時的國際形勢對我十分有利。但從國內看，“文化大革命”雖已進入“收尾階段”，卻極不順利。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無疑仍是社會的基本矛盾，但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麼？在新中國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否定了黨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於“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結論。在黨的八大特別是反右斗爭之后，由於指導思想的失誤，毛澤東一直強調階級斗爭的現實性、嚴重性和長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還作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來一次”等石破天驚的結論來。在毛澤東看來，對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與他並肩戰斗了幾十年的老戰友在內的相當多的各級干部不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對者眾﹔他所精心培養的一批批新人對他雖然支持但卻很不得力、屢屢出錯甚至嚴重干擾，直至把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推向另外一個極端，使自己親手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已經處於失敗的境地。聯系到1969年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針對林彪、陳伯達等人的突然襲擊，毛澤東說，黨的高級干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黨的高級干部要讀十幾本馬列的基本著作﹔聯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對“四人幫”一系列的嚴肅批評，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聯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對新華社關於報道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請示報告上“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的批語﹔聯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剛剛做完白內障手術20多個小時還蒙著眼睛的毛澤東，在六張紙上“盲寫”了對電影《創業》“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評價等種種復雜現實，我們可以十分清晰地體味到毛澤東曾經嘆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的心境和此時深深的焦慮。當年陳亮的“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這一沉重悲壯的感嘆自然會引發毛澤東的強烈共鳴。

二是毛澤東認為，黨、國家和民族雖面臨著如此險境，但有相當多的干部，卻不察此危險，碌碌無為，得過且過，甚至“六朝何事，隻成門戶私計？”即不少干部為了個人家庭蠅頭私利而放棄黨、國家和人民的大目標，滿足於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顧黨、國家和民族未來根本利益之風日盛，有的甚至恰如當年的王謝諸人，雖也曾跑到“多景樓”上登高望遠，流下所謂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淚，即在公眾場合發出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並奮斗到底的誓言，但這僅僅是為掩飾圖謀“門戶私計”故作姿態而已，其結果隻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無際的“腥膻”之苦。這真令人悲嘆。

三是此時的“文化大革命”已歷時9年多，黨內外憂心之事繁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顯的失控之勢，中國共產黨將來的前途如何？中國老百姓未來的命運何在？這正是對黨、國家和民族有著極其強烈責任感並已達82歲高齡且疾病纏身的毛澤東所日夜深深牽扯挂念的。此時此刻的毛澤東，除了對資本主義復辟即“河洛腥膻無際”危險的深深憂慮之外，他對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隻成門戶私計”私心的頑疾，對黨的干部隊伍中真懂馬列不多的現狀，更是深深地憂慮。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和黨的干部隊伍中的私心、理論素養不高，這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黨的干部隊伍中的私心和理論素養不高同樣是結伴而生、相輔相成的。私欲膨脹和理論素養不高發展的最終導向則必然是資產階級的重新上台。捧讀並浸入當年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這首詞所渲染的悲壯的意境之中，毛澤東的憂患、無奈、悲傷、悲憤的強烈共鳴，自然會油然而生。此時的失聲慟哭，則應是毛澤東憂患百姓憂患黨的強烈責任心的集中迸發。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員為毛澤東讀周恩來逝世的《訃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澤東聽著聽著，緊鎖起眉頭，慢慢地閉上眼睛。工作人員看到，不一會兒，從他閉著的眼裡漸漸溢出兩行淚水”。14日下午，工作人員為他念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這在毛澤東是極少見的。”這其中無疑有對自己戰友的深切懷念，同時也可能有他對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強烈關注和深深的隱憂。

如1976年前后，“毛澤東喜歡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事情，願意看這方面內容的電影。一次，銀幕上伴隨著高昂雄壯的樂曲，出現人民解放軍整隊進入剛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們熱烈歡迎的場面。漸漸地，毛澤東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失聲大哭，工作人員隻得將他攙扶退場”。另據毛澤東身邊衛士周福明回憶，當電影《紅燈記》放映到李玉和攙扶李奶奶走向刑場時，主席難過地哭了，喃喃地講：“敵人又要殺害我們的同志了。”以上兩個例証可以作為毛澤東對身邊護士長吳旭君所說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這一談話的心靈的注釋。

如1975年夏天，由於連降暴雨，河南省南部發生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河堤潰決，水庫坍塌，駐馬店、許昌、南陽等地區30多個縣（市）嚴重受災，當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一天，工作人員給毛澤東讀有關河南水災的內部報道。當讀到受災某縣仍有大批群眾處於危難之中，解放軍救援隊伍趕到現場已有幾十名群眾喪生時，工作人員忽然聽到抽泣聲。這才發現，毛澤東眼中早已浸滿淚水，面部表情極為傷感。為了避免術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員用消毒毛巾為他擦拭眼睛。毛澤東自言自語道：“我這個人感情越來越脆弱了。我一聽到天災人禍，就忍不住傷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7.8級的強烈地震，隨后又出現多次余震。擁有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唐山被夷為一片廢墟，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損失。這時，毛澤東許多時間處在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但他清醒時仍十分關心唐山震情。他身邊的醫療組成員、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王新德回憶道：“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這場地震傷亡達二十四萬多人，其他的損失難以估量。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嚎啕大哭。”這體現著他把對黨和國家根本命運的深切關注與千千萬萬基層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緊緊地聯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