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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這些中央領導的關系，從來都是醫生和病人的關系，我隻治病不想探‘秘史’”
毛澤東平時吃飯很簡單，經常粗菜淡飯，以紅糙米、小米、芋頭、黑豆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有時用饅頭夾著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湯，一個人吃飯時常是手不釋卷。毛澤東臥室裡除了書報與文件，沒什麼值錢的器具與古董，他的生活儉朴，如果非要從中找出一點所謂“奢華”之處不可，倒也有兩點勉強可以算做“奢華”——一是嗜煙，二是吃紅燒肉。不喝酒的他，香煙是一根接一根，並尤愛吃紅燒肉，認為吃肥肉補腦子。“主席飲食不講什麼養生之道，喜辣、喜煙、喜葷，處處犯著醫學禁忌。我到后，可能是由於病情的發展，他不得不聽取保健醫生的勸告，改變了飲食習慣，不再有這些嗜好了。
生病期間，在工作人員與醫護人員面前，毛澤東從不表現出痛苦、陰沉與悲觀的表情，並盡量不讓疾病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叫人知道。他不忌醫但忌藥，病重了才無可奈何向醫生妥協。在醫生給他看病時，他總是幽默地談話，解除醫生的緊張和顧慮，並用這種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斗爭。“為了擺脫纏身的病痛，轉移注意力，主席總是不停地閱讀文件與書籍。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幫他舉過書或文件，他用放大鏡閱讀”。毛澤東病重以來，一直躺臥在床辦公、看書，站起來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走路了。
對於生老病死，毛澤東總是抱著樂觀、自然的態度，從不因為晚年病魔纏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當記者向王新德問起毛澤東對自己的病是否關心時，王新德說：“主席對生死看得很淡，當然也關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時說希望你們如實對我講，我的病怎麼樣，你們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還在世，地球上就裝不了這麼多人了，絕對容不下，不擠破地球才怪。我們當然不能跟他講實話，留有余話，醫學上講究保護性醫療，不能跟危重病人講實話。”王老說這話時，顯得特別認真，還不時地問記者聽懂了沒有，生怕記者聽不懂他的江浙口音而記錄有誤。“可能是我的字寫得比較好，好多關於主席如何治療的請示報告都是由我代筆的，送上之前先給主席看看，他認同了便寫個‘同意’，請示內容是我們保健專家的治療方案或意見”。
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生活方面的關心早已被傳為佳話，而他對身邊保健醫護人員政治生命的愛護則更讓人感動。“‘文化大革命’期間，主席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經搶救而復蘇。江青借機將主席身邊的醫生、護士說成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並嚇人地舉出蘇聯‘白衫陰謀’的例子”。而毛澤東聽了江青的話后說，你說這些醫生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江青沒有貿然回答，主席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就是我！“就這樣，主席保護了他身邊的醫生與護士們。當然，主席對身邊工作人員的缺點從不姑息，總是嚴肅指出，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員，涉密的范圍和程序是有嚴格規定的。隻有機要秘書才能送文件、報告與信件，未經毛澤東本人指示，任何人都不得翻閱，連他的親屬與子女也不例外。“我們作為保健專家，我心裡很清楚，主席是領袖，我是醫生，這就決定了我在醫療范疇內，該問的就問，該做的就做。而不該問的，堅決不問，不該做的，堅決不做，一般隻看病不問政治。對於中央領導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們不會和他們主動聯系。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傷，我們和這些中央領導的關系，從來都是醫生和病人的關系。“文革”中，對好些領導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來了也好，我照樣為他們仔細看病” 。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確確實實地進入了老年階段，加上長期勞累和“林彪事件”的打擊等原因，他身患多種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內障、心臟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當記者探問毛澤東究竟是因什麼病病逝時，王新德堅持自己的原則：“中央沒公布，我不去說。外國同行也曾向我打聽過，我從沒講，也沒什麼好講的。你不要亂猜，我不會告訴你的。”並說，鄧小平逝世時公布了他的病種，主席的病可沒公布，葉劍英、陳雲、鄧大姐都沒公布，當然我都曉得，中央不講，我也不能講。記者一再引導他，希望他能為公眾解一個謎，他卻一再表示：“對於主席的病，有說是帕金森病的，其實那是對表面情況的一些猜測。我知道，我是神經科保健專家，讓我們去，就是要作出診斷，訂治療方案。今天我不會講，你不要再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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