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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13年12月26日是一代偉人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為了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再現他的音容笑貌,本刊從今年第四期起將設立作家余瑋的專欄，陸續刊登由他採寫的“偉人身邊人細訴偉人身邊事”系列文章，通過曾在偉人身邊工作過的普通人的深情回憶，向讀者再現偉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普通而又不平凡的點點滴滴，展現工作人員對偉大領袖的深切懷念而崇高敬意。
王新德（1924—2009），著名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我國帕金森病學科奠基人。1924年11月出生於浙江上虞，1950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歷任上海第一醫學院神經病學教研室副主任及第一附屬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副主任、講師，衛生部北京醫院腦系科副主任、主任﹔出任過衛生部北京老年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中華醫學會理事會理事，中華神經病學學會、中華老年醫學學會主任委員與名譽主任委員，世界神經病學聯盟錐體外系疾病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醫科大學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華神經科雜志》名譽主編和常務編委。系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原為《中華老年醫學雜志》主編，世界《帕金森病及相關疾病雜志》編委。
大約在10年前的一天，記者在衛生部北京醫院家屬院裡左尋右轉了好久，記者才發現一棟樓的樓梯旁有一個老人在微笑著招手示意——他就是我們此行要採訪的人——我國著名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曾任毛澤東保健醫師的王新德。走近了這位老人，也似乎走近了中南海的紅牆。
“初次見到主席，很緊張，畢竟對這麼一位偉大的領袖有一種敬畏心理”
自上世紀60年代始，作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小組的成員，王新德直接參與或負責了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陳雲、鄧穎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的醫療保健工作。在一般情況下，他每周會有一兩次走進中南海那道神秘的高牆，為保障、挽救、延長這些政治巨人的健康和生命盡心盡力。
來自中南海的故事總讓人敬畏而神往，記者期待王老能夠講些鮮為人知的故事，然而，無論我們如何追問，他只是笑著連連擺手：“不能講的，不能講的……”
當記者就海外出版的、李志綏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的某些情節提出質疑時，一直守口如瓶的老人才打開話匣：
“毛澤東的醫療組，是在他病情危重時，根據需要臨時組織的。總共隻有兩次，每次時間都不長。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前）主席病重期間組織的，時間一年多﹔第二次醫療組，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時提出，經領導決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兩年多。我是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當時是北京醫院神經科主任、教授。李志綏是中南海的門診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沒有宣布過李志綏是醫療組組長。”王新德情緒激動地回憶道，說完，他站起身找來一些資料來証實。
原來，毛澤東的醫療組第一次是在周恩來的重視下組建的，李志綏在起初當過醫療組組長，后來決定由吳潔（曾任北京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擔任這次醫療組的專家組組長，對保健、醫療、搶救等業務負總責，護理工作由日夜堅持在第一線的護士長吳旭君負責。毛澤東會見尼克鬆后，健康日漸恢復，各位專家陸續回到原單位，持續一年多的第一次醫療組就結束了。
王新德是1974年夏被抽調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電話通知有特殊任務，后來才知道是去給毛澤東看病。“初次見到主席，很緊張，畢竟對這麼一位偉大的領袖有一種敬畏心理。事實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風趣，也隨和。當時是我一個人去的，感覺挺好。見主席的次數多了，后來就不緊張了。”聊起這段經歷，王新德變得滔滔不絕起來，他情不自禁地向記者“泄露”了死守多年的“天機”，認為主席這位偉人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言必稱馬列、張口閉口都是國家大事：“第二次去主席那兒，有李志綏（中南海門診大夫）、胡旭東（原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后調中南海保健處作保健醫生）陪同我一塊兒去。當時主席說話不暢，我檢查了他的神經系統。之后，解放軍總醫院黃克維、上海第一醫院張沅昌、上海第二醫院徐德隆一起進行了會診。”
“主席見人，有個習慣，他要問，你姓甚名誰，哪裡人氏，多大歲數，等等。第二次見到主席，主席問我姓名，我說我姓王﹔他說姓王蠻好，問是不是琅琊王的王，我邊答應邊點頭。”王新德當時所見到的毛澤東，已不再像以前電視、電影裡所見的那樣“紅光滿面”或“神採奕奕”了，而是比較憔悴，皺紋爬滿額頭，頭發花白，顯得蒼老多了。此時的他已是風燭殘年，步履艱難，四肢僵硬，口齒含糊，但他的頭腦仍然清醒。“主席躺著，我仔細地作檢查。我伸出手來，脫去主席的襪子，拿棉花棒劃他的腳底，主席有腱反射亢進。隨后，我又檢查了主席的舌頭。舌頭有萎縮，有纖維顫動。根據症狀，我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接著，整個醫療小組進行了討論，綜合大家的意見，再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有關情況大家要絕對保密。”
1975年，毛澤東做了白內障手術。當年為主席做眼科手術的是著名的眼科專家、后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說：“1975年春節大約是2月份，在杭州與唐由之等專家見面，給毛主席做眼科會診。毛澤東從長沙轉到杭州療養，在杭州我們對主席的白內障病情作了討論，形成了兩種可行的治療方案：一是針撥，另一個是西醫治療。最后定下的是針撥。”回北京后，幾位專家選擇了適當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術，效果比較好。之后由幾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治療方案匯報，才同意手術方案，並成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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