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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主席負責，同時我還主要負責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陳雲、鄧穎超等人的醫療保健工作”
言談之中，無論是對於自己成就卓著的醫學領域，還是做中央領導人保健專家的經歷，王新德始終平淡視之，極少為自己作注腳。王新德的夫人湯慈美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並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醫學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採訪中，有關話題也因她的插話而豐富起來，記者由此才了解到王老做保健專家的種種滋味：
作為中央高級領導的專職保健專家，精神壓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辛苦。常常還在午夜睡夢中，就被一個緊急電話叫醒，隻說是到“那裡”一下子，至於是什麼事情，則不得而知。等到事情處理完畢后回到家裡，已是凌晨三四點鐘。但是，無論頭天夜裡如何忙碌，第二天還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請假休息，因為不能說“我昨天晚上去給某某領導人看病……”雲雲。這是紀律，無論再苦也要堅持。而且由於接觸人物的特殊性，即使是在普通人身上不成問題的問題，一旦到了他們身上，也就成了問題﹔做的事情即使100%正確，別人也無法理解。
據說：有時中央保健局會拿來一份病歷讓保健專家看，但就只是病歷，沒有姓名。“保健局的工作紀律非常嚴格，你看就是了，從病歷資料上你看出什麼就說什麼，不該你問的，絕對不要問。不過，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裡，在那樣的一種氛圍內，再看看病歷上的具體情形，即使心裡有時候也明白這在為誰看病，不過，也是絕對不允許說出來的。”王新德介紹說，“我們這些保健專家是機動的，不專門負責某一個人，而是哪兒需要就去哪裡 ：如重要會議（如中央政治局會議）、重要活動（如五一、十一觀禮，還包括看節目）的值班﹔領導人外出（出巡、出訪）期間的醫療保健。除了對主席負責，同時我還主要負責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陳雲、鄧穎超等人的醫療保健工作。”
在那個充滿動蕩的年代，伴隨王新德當保健專家的日子，夫人湯慈美在背后不知作了多少犧牲，受了多少委屈。據湯慈美講，“文化大革命”中，國內政治形勢混亂。作為中央保健專家，王老常常要出差。每逢這時，她從來不問（自然也不能問）丈夫要到哪裡去，何時能夠回來，她只是默默地盡到一個妻子的責任。根據出差地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准備薄一點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准備御寒的厚衣服。不知道丈夫的歸期，這中間，也等不來一個電話。有一次，又逢丈夫出差，兩個月未見音訊，與王老同去的教授的家屬有些著急，問湯慈美：這麼長時間不見他們的影子，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湯慈美沉著地回答不會有問題的。果然，他們平安歸來。多年后才得知，他們去了廣州，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看病。
在湯慈美的回憶裡，感受最深的當屬周恩來去世后的那件事了：當時周恩來逝世，她悲痛之余，在家裡擺了周恩來遺像和白花以寄托悼念之情。王新德從外面回來，看到此情此景，急切地說：“撤掉！馬上撤掉！”湯慈美表示不理解，委屈地說：“我在家裡，放個總理遺像怎麼了？”王新德憂心忡忡地解釋：他當時在毛主席醫療組，當時正值“四人幫”當道，如果這時他被“四人幫”找出一點點問題的話，就有可能被抓起來，這對於毛主席的治療將非常不利﹔同時，萬一出問題，別人不知曉內情，會猜測：你是怎麼被趕出來的？面對種種想法，他無法說得清楚。個人情感，在關系國家政治大局的時候，隻能被置之度外，這是一種怎樣的犧牲啊？
面對記者的感嘆，王老只是淡淡地微笑著——“這些，沒有什麼好講的”。他說，我隻寫學術論文，不願講“秘史”，我要是講了，我可以出一本書，我可以因此而賺一筆稿費，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則。因此，即使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今天，他依然堅持原則，不想講。說時，語氣很淡，好像所有的艱辛，都不值得一提。他要做的，永遠是盡到一個正直本分的醫生的責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職。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獻，默默地搞著他的“臨床研究”和“經驗醫學”。
遵守醫道、人品高尚、醫術精湛、德高望重的醫學專家王新德，在為偉人們保健期間，保持一顆平常心，嚴謹不苟地行醫，為中央首長所患的疾病作出一次次正確診斷……他的卓越貢獻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多次嘉獎。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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